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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1-28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1   王钧衡是我大伯。解放前就是我们这一带的邮递员。邮递员是解放后叫法,大伯不喜欢,他喜欢别人叫他邮差。邮差邮差,差来差去送信送报。简单扼要。不过邻居们还给他加了个姓,叫王邮差,这样就与李邮差、宋邮差、姚邮差分开了。
  邮递员也好,邮差也罢,随你叫,大伯总是乐呵呵的。我很崇拜大伯。我觉得大伯了不得。能说会道且不说,单表断文识字,就把里弄里几个工农兵大学生汗颜得恨不得撞墙。
  一个夏天午后,吃过中饭,天空挂着一轮白白的太阳,刺得眼睛都睁不开,更不说一丝风儿。天燠热得很。我家石库门天井里的梧桐树上知了不停叫唤。我知道在叫什么,那是“热死啦,热死啦”。我们没有热死,倒是天井里来了几个邻居。这些比我大十来岁的邻居,刚被工厂、农村推荐进大学,一见我们几个小兔崽子在小凳小桌前办着向阳院,便在梧桐树下得意忘形吹起鲁郭茅巴老曹。鲁郭茅巴老曹是谁?不知道,不过从吹牛的神态中,我感到鲁郭茅巴老曹肯定是些了不起的大人物。面对大人物,除了傻眼看着他们唾沫四溅,还能怎样。其中有个邻居大学生好几滴唾沫溅到我脸上,我都不敢擦。大学生唾沫,滴滴白金。珍贵得很。
  这时,大伯骑着墨绿色脚踏车路过家门口。大伯汗流浃背,一见我在,大声说:“小禾,弄些水。”大伯要喝水。我赶紧站起想进屋倒水,大伯又叫住我说:“再拿两个小馒头。”我点点头。当我把水杯和小馒头拿出时。大伯正与大学生们争论什么。大伯说:“我不懂鲁郭茅巴老曹,只懂送信送报。”大学生们吃吃地笑。那种笑,莫测高深,大伯看了生气,说:“大学生有屁用。”大学生们不服,反而佯笑说:“嘁,大学生没用,你算有用?不就一个邮递员而已。”话语中显得不屑。大伯冷笑:“说邮递员,是客气了。我是个邮差,解放前也算读过初小。不过断文识字你们未必如我。”“凭啥这样讲?”大学生急了。大伯一看他们急吼吼的样子,呵呵一笑,说:“这里有几封信,你们能认全上面姓名地址吗?”大学生们一听,说:“工农兵大学生不假,不过连信封上的字都不识,撞墙算了。”他们从大伯手里接过三封信,低头一看,不由面面相觑。有的认不清地址:有的认不出姓名:有的只能连蒙带猜,没有一个认全。大伯这才放声大笑。大伯说:“这些太复杂,谅你们也不行,弄个简单的吧,若是还认不出,撞墙去死吧。”一听简单的,我起劲了,说:“我先认。”大伯说:“小孩站一边去。”大伯挥挥手后。指着墨绿色邮服上的纽扣问:“看清楚没有?”大学生们凑近一看,说:“清楚了。”大伯说:“邮电纽扣,与军服纽扣差不多,中间是不是鼓出来的?”大学生们点头。大伯说:“看仔细啦,这个邮电纽扣,外面是个圆形,中间是个五角星。请问,五角星里藏着什么字啊?”大学生们凑到大伯胸前,几双手摸着大伯胸前的纽扣横看竖看,硬是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大伯大笑,接过我递上的水杯,先是张开大嘴吞掉一个小馒头,喝了口水:接着又吞掉一个小馒头,再一口喝光了杯中水后,一个漂亮上车动作,打着车铃,骑车走了。我只听到弄堂深处传来大伯的笑声:“傻瓜,那是‘邮电’两个字啊。”我再看看大学生们,个个垂头丧气。他们没有撞墙,不过从今后,再也不来我们石库门里的向阳院了。至于吹牛,罢了。
  2
  是晚上吧,我刚吃过晚饭,大伯下班了,径直走进房间,拿出五加皮,倒了半杯,坐下,吃着我妈做的可口饭菜。见大伯开心,我走到他跟前,问:“大伯,纽扣中间真有‘邮电’两个字啊?我怎么横看竖看就是看不出呢?”大伯呵呵一笑,撩起衣服。抓起上面的纽扣凑到我跟前说:“小子,看仔细了。左边是个由字对吧,右边呢,是不是一个耳朵?”我一看,真是邮字。我问:“电字呢?”大伯喝了口五加皮,说:“小傻瓜,你看看,这由字朝下一拐不就是电字吗?”我一看恍然大悟。还真是“邮电”两字。我想了想,有些奇异地问:“他们是大学生,认不出‘邮电’两字也算了,为何认不全信封上的地址与姓名呢?”大伯再次呷了口五加皮笑笑,语气陡然提高,说:“小禾,这些狗日的怎么可能认全呢?我拿出的三封信,封皮都是写得龙飞凤舞的繁体字。他们怎么会认得,怎么可能认得?”我说:“那你怎么认得?”大伯说:“解放前,我读的是私塾,学的全是繁体字,当然认得。”我说:“繁体字你认得,潦草字你也认得?”大伯说:“起先我也认不得,后来慢慢认得了,这里有个窍门。”我睁大眼睛问:“窍门?”大伯说:“说给你听也不懂,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要认识这些花里胡哨的繁体字,包括潦草字,先要学会拆字,顺着拆字,对笔划进行分解,那就八九不离十了。大伯做了三十年邮差。那帮小子又怎能与我相比?”大伯得意洋洋又狠狠喝上一口五加皮。见大伯开心,我又问:“能举个例子吗?”见我缠得厉害。大伯用筷子在桌上比划写了两个字。这两个字我认得。一个张,一个杨。大伯又写了两个字:?与?。这个我就不认得了。大伯说:“这两个字也是张与杨,它们是繁体字。”大伯说着一笔一划用筷子对?、?,进行拆字。大伯一比划,我就明白。大伯见我虚心认真,来劲了,顺手拖过一边放着的绿色帆布邮包,从中取出几封信给我看,他说:“这是我刚从邮筒取出的信件,大伯不但百分之百认得上面地址姓名,还能从笔迹上看出性格。”大伯非常牛逼地说着。我愣住了。我说:“字迹能看出人的性格?”大伯肯定地点点头说:“看看,这个阿胡卵把字体写得龙飞凤舞,大多率性随意,是个马虎的男人。而这个写得一板一眼小心翼翼的多是女人。若是男人。也是个小男人。再看看,这个赤佬写的字,不讲究字体笔划,缺胳膊少腿的,不是工人就是农民。文化水平很低。你再看看这封信……”说到这里,大伯愣住了。拿着手里的信自言自语说:“咦,怎么回事?”我一听,问:“你说什么?”大伯马上说:“没什么。”大伯飞快地把信收了起来。我眼尖,一眼看到信封上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海城市革委会宁……主任亲启”。下面没有地址,只有“内详。”见大伯把信放入邮包,我马上说:“大伯,你别放啦,我看见啦,是个小学生写的吧。”大伯眼睛一瞪:“小屁孩,懂什么呢,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写的。”我跳起说:“你骗人,写得歪歪扭扭,连我的字都不如,不就是小孩写的?”大伯被我将了一军,有些恼怒说:“你胡说。”他把信从邮包里重新拿了出来,递给我看,说:“市革委主任叫宁洒。洒水车的洒。”我说:“谁不会写洒字,三点水加个东南西北的西字。可这字怎么可能是洒字呢?”大伯点头,说:“是啊,这家伙写了三点水不假,但他没写西字,你看,他在三点水右上面,写了个美丽的丽字,下面写了个小鹿的鹿字。就成了这样一个字:渥,你认识吗?我谅你也不认识,这个字当然也是洒字。不过是个繁体字,早就不用了。如果没文化,或者说文化很浅的人,能把洒字写成这样吗?别看他写 得歪歪扭扭,但冲他会写繁体字的洒字,可以判断。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他是故意用‘假手’写的。”“假手?!”我愣了。“假手”是我们城市老百姓的一种特殊说法,一个用右手写字的人,故意用左手写字。而这个左手,就叫“假手”。我张大眼睛不明白地问:“为何用‘假手’写呢?”大伯冷笑一声:“怕被认出笔迹!”我又问:“为何怕被认出笔迹呢?”大伯说:“见不得阳光。”我再问:“为何见不得阳光呢?”大伯说:“十有八九是匿名信。”匿名信?这个我就听不懂了。大伯说:“匿名信就是不写上姓名的信。”我问:“这是为何?”大伯说:“不就是诬告信嘛。”大伯说这些,我理解不了,我想了想又问:“大伯。这个信封上写的‘内详’是什么意思?”大伯哈哈大笑,摸了摸我的脑袋瓜子说:“小子,你人小,不懂。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或者说叫,对了,有一个成语叫欲盖弥彰。就是欲盖弥彰。从‘内详’信中可以猜测寄信人内心的隐痛、苦涩、嫉恨。这些信乘着我们邮差的翅膀来寻找他的收信人。但是压根儿又不想留地址。为何不想留地址?一句话。既要让收信人收到信,又怕被收信者拒收。因为‘内详’无法退回。可这封写给市革委会主任的信就不会简单了,尤其是用‘假手’写的信。”
  大伯这么一说,我听得更是云里雾里,又问大伯:“你会用‘假手’写字吗?”大伯哈哈大笑,说:“不是老子吹牛皮。我是左右开弓。”见大伯得意洋洋,我说:“你骗人。”大伯说:“不信是吧。”说着,他狠狠喝了口五加皮说:“小赤佬,拿出你的纸与笔来。”一听大伯真的要用“假手”写字,我乐得屁颠屁颠,赶紧从书包里拿出草稿纸与铅笔恭恭敬敬递给大伯。大伯接过笔,用“假手”写了我的姓名王小禾与他的名字王钧衡,接着还写了海城市革委会宁洒主任亲启这几个字。当然这个洒字,是用繁体字写成的。大伯写完后把笔朝桌上一扔,口气骄横地说:“看看,怎么样啊?”我拿起纸,看着大伯“假手”写的字不由惊叫起来:“大伯,你这‘假手’字怎么与信封上一模一样呢?”大伯一愣,接过信封一看,傻了,不由自言自语:“还真像呢。这,这怎么可能呢?”
  忽然大伯显得有些慌乱,站了起来,酒也不喝了,饭呢,也不吃了,和我爸妈打个招呼,心慌意乱地骑着脚踏车走了。
  3
  大伯这一走,一星期没回家,也没看到他骑着脚踏车在我们这一带送信送报。大伯没回家,期间倒是打过电话回来。我妈有些不放心,冲着我爸不高兴地说:“王钧衡打从解放前就是个邮差,从没见他晚上不回家,他还真以为自己是个革命干部呀。去邮局看看。”我爸懒,不想去。可不去不行,就拎着我的耳朵悄声说:“大人去算什么样子,小赤佬你替老子跑一次。”
  那天下午我与同学们办完向阳院后,穿着塑料拖鞋,啪达啪达朝海城邮电局走去。海城邮电局坐落在南京路华山路转角处的一条弄堂里。到了弄堂口,就见午后的阳光,把一条长长的弄堂劈成两半,一半阳光,一半阴暗。阴暗处停放着一长溜墨绿色脚踏车。整个弄堂寂静无声。
  我走进了弄堂。
  在弄堂一半处,我听到寂静弄堂上方传来一阵“乒乒乒”声。抬头一看,声音是从弄堂房子上方窗口里传出的,声音下方有个门房间,门房间门口墙壁上挂着一个白底黑字的招牌:海城邮电局静安支局。我走了进去。走进去时,我朝门房间窗玻璃望去,一个白头发老头伏在桌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我没理睬,径直沿着昏暗的走廊上了二楼。到了二楼,“乒乒乒”的声音越发响亮了。我发现声音是从一扇门缝里传出的。我小心翼翼探头一望,看到门里是个好大好大的房间。房间里整齐划一地排着一长溜的长桌,桌子上包着亮晶晶的白铁皮,上面堆放着老高老高的报刊杂志。我看到《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我还看到《红旗》《朝霞》《革命故事会》杂志。几个打着赤膊的男人,在堆积如山的报刊杂志后面晃来晃去。我看见他们裸露的油光光的肌肉随着手的摆动,一上一下滚动着,双手沾着口水,犹如穿马灯似地来回分捡报刊杂志,然后理好,朝桌条上不停地“乒乒乒”地摔着,叠好,放在一边。看着他们。我心想,大伯每天也与他们一样吧。可奇怪的是,怎么就看不到大伯的影子呢。正想着时,忽而听到隔壁房间传来阵阵“砰砰砰”声。这是什么声音啊,我移步往隔壁房间张望,发现房间比分发报纸的房间略小,里面大都是女同志。我见她们每人面前堆放着小山一样的信件,只见她们左手拿信,右手拿戳,对准面前的信件就是“砰”地一下,然后扔在一边的箩筐里,随后又拿起一封信,像分发报刊杂志的男人们一样快速进行着重复动作。这时我看到一个女人把一封信放到一架小秤上,随即听她冲着另一个女人大叫:“组长,超过20克,是不是还要加8分邮票。”叫组长的女人皱眉说:“和你讲过多少次了。本地加4分,外地加8分。贴张欠资条子,写清爽,再退回。”女的叫:“没有地址。只有内详。”女组长说:“欠资还得贴。让收信人付费。”女的小声嘀咕:“真烦。”
  我见两个房间里并没大伯,就想找人问问,但见人家都忙,想想罢了,也就下楼。刚到楼下,看到尽头一扇木门虚掩着,门外射进一道极亮极亮的光,在昏暗的邮局走廊尽头,犹如一把锋利宝剑,闪着耀眼的光。我听到那里传来阵阵叫喊声。我走了过去。
  到了尽头,我推开门,是个院子。院子中央白花花的水泥地上,划着一个很大的圈子,圈子里李邮差与宋邮差骑着脚踏车在“斗车”,姚邮差在一边大声叫喊。一看“斗车”,我乐了。“斗车”不就像我们玩,“斗鸡”一样吗?我们用腿,他们用车。这时我见李邮差猛地发力,骑着脚踏车朝宋邮差冲去,宋邮差一个猛蹬车轮子,沿着白线圈子打出一个弧度,李邮差冲到白线处,刹车。正当李邮差定神,准备掉头时,宋邮差掀起脚踏车前轮,滴溜溜一个360度大转弯,猛踩车轮,车子直朝李邮差脚踏车撞去,李邮差刹那间跌倒在地。姚邮差看了,哈哈大笑说:“小李你输了。”李邮差气急败坏地从地上爬起,嘴里骂道:“操哪,不算,再来。”宋邮差说:“再来可以,但是……”李邮差二话没说,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飞马牌香烟,从中抽出五根交给宋邮差,宋邮差把其中一根给了做裁判的姚邮差。
  看着他们“斗车”。我并不怎么惊讶。我想我大伯不在,若是他在,他们根本不能与他相比。记得一次,大伯骑着脚踏车进入弄堂送报时,我发现车头绿色帆布邮包里塞满了报纸,报纸多得到他下巴处,还有他的脚踏车后座上,堆着半人高的报纸。我看见大伯每到一户人家门口,并不从车上下来,而是把脚踏车车头向左横过来。成T字型,纹丝不动坐在车上,任凭风浪吹,稳坐钓鱼台地“憋牢”,嘴里大喊着:“921号报纸。”那天我们几个同学正在打闹,一个同学输了拔腿就跑,他没看见前面大伯的脚踏车正好“憋牢”,撞了上去,当时我吓坏了,倒不是怕同学摔跟头,而是怕大伯失去平衡跌 倒,脚踏车再加上报纸压在他身上,就要受伤。不过怪事发生了,大伯非但没倒下,倒下的倒是我同学。大伯当时回头轻描淡写骂了一句:“小赤佬,眼睛不长啊。”想到这里。我笑了。若是大伯与他们“斗车”,赢香烟的只怕是大伯了。
  这时有人在楼上窗前大叫:“李德昌、宋子木、姚三狗,你们三个马上到楼上办公室来。”
  三人互相看了一眼,低声嘀咕道:“操哪,王钧衡真是多事,又把我们叫去做啥?”
  4
  三个邮差上楼了。奇怪的是他们看见我,也没问我。或许他们认为,我只是单位哪个职工的小囡,暑假来邮局玩玩而已。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王钧衡的嫡亲侄子王小禾。
  我尾随他们上了三楼。他们走进办公室,我看到办公室门口上方挂着一个小木牌:保卫科。我一愣,保卫科?原本我还想在门外偷听什么,但我看到一名穿着制服的女警察后,吓得一溜烟地跑回家了。
  吃过夜饭,我爸翻看着《革命故事会》,边看边笑。不像冷笑,不像嘲笑,也不像耻笑,是个什么笑,我搞不懂。我只听他说了一句:“这个《闯滩》故事写得真好笑。”他说真好笑,是嘲讽故事编得蹩脚好笑呢,还是故事写得真好而让他好笑呢,我更是不懂。不过有一件事我懂,他好像忘记曾让我去邮局一事了。当我看到他翻完杂志,赶紧说起下午去了邮局的事情。我爸对我的话并不上心,只是听到女警察时,吓得跳了起来,脸孔煞白:“你真看到警察啦?”我点点头。我爸眉头皱起说:“王钧衡有事了。”大伯有事?他怎么会有事?我怎么也不信。在我记忆中,我并不佩服我爸。我佩服大伯。大伯的房间墙上不但贴满历年先进奖状,还在墙上挂着一块块闪闪发亮的奖牌。大伯是个先进工作者,是个“五好职工”。我爸呢,从来没见单位给他发个奖状奖牌之类的东西。要出事。也只有我爸会出事,大伯怎么可能出事呢?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大伯没回家呢?
  我恐慌起来。
  两星期后,我爸被邮局来的人叫走了。不过他很快回来了。我爸回来后,大发雷霆,骂我大伯是天底下第一号大傻瓜。我妈一问。原来大伯隔离审查了。也就是大伯出事了。究竟出了什么事?一个字:信。大伯每天除了送信送报送杂志,还有一个任务是每天上午和下午要在他负责的地段开邮箱。在近三个月时间里,大伯在邮箱里接二连三发现用“假手”写给市革委会宁洒主任的信。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些信显然重大,否则市公安局怎么会作为重点案子来抓呢?我爸之所以说大伯是傻瓜,原因在于,作为一个邮递员,从邮箱里拿到人家寄出的信后,带回邮局,交给分类组,也就结束了,但是他不。他在研究。为何这些信接二连三写给宁主任?为何这些信要用“假手”写?这些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这些信是否就是诬告信呢?大伯像个小孩,内心蠢蠢欲动。很想知道这些为什么。当然大伯作为一个资深邮差,再有多大的好奇心,根本不敢也不会私自拆信,但这疑问一多,放在肚子里烂掉,也没事,问题是我大伯如果不懂繁体字,不懂潦草字,或者说是个粗枝大叶,就像李邮差宋邮差姚邮差他们那样,屁事都没有。但他是先进,又是“五好职工”,内心想法也就多了,况且又喜喝酒,又喜与李邮差宋邮差姚邮差三人隔三差五“斗车”。这样,在一次大伯狠狠赢了“三邮差”,他们请大伯喝五加皮时,大伯乘着酒兴,把这些疑问告诉了他们。三个邮差一听笑了,说他们也从邮筒里拿到寄给宁主任的信,是否‘假手’写的,他们不懂也不关心。大伯笑了,说他们都是糊涂蛋。不过且慢。当区公安局带头的一个女警察来到邮局时。三个邮差就不糊涂了,糊涂的恰恰是大伯。警察们来到邮局时。首先把他们四个投递组的邮差叫到一起。女警察当时就把“假手”写的信件放在桌上。他们想调查的是,信究竟是从哪个邮筒取出的。三个邮差一致说,他们只管从邮筒取信,不会去看信封上,谁寄给谁的信,所以根本不知道是否有信寄给过宁主任。至于哪个邮筒,也就无从说起。如果大伯也是这样回答,屁事没有。不过他仗着自己是老法师、老邮差,竟然冲着警察嘿嘿一笑说:“他们三个都是糊涂蛋,前说后忘。只有我脑子最清楚,我知道这些信是投在哪个邮筒的。”大伯一说,警察们的眼睛顿时变得雪亮。一旁的邮局局长自豪地说:“他叫王钧衡,是局里最优秀的邮递员。脑子好。记忆强,业务熟,是个‘五好职工’。不是我替他吹,打从解放前开始,不说其它,单就邮局里出现的大量无着邮件,十有八九他都能解决。问他没错。”那个带头来的女警察笑笑问:“什么叫无着邮件。”局长说:“地址不详:人名不详;退回地址不详。就是三不详的死信。”女警察点点头,冲着我大伯说:“看来你真不错。”大伯见局长与女警察都在夸他,顿时眉开眼笑大大咧咧说:“小事啦。不过你们还真问巧了,这几个月每次轮到我取信,都会收到用‘假手’写给宁主任的信。”大伯乐哈哈地说着时,发现不对劲,女警察的眉毛刷地竖了起来。她问:“果真每次都是你取的信?”大伯自豪地说:“当然。…‘哪个邮筒取的?”大伯说:“西康路4号邮筒。…‘你怎么知道用‘假手’写的?”大伯大笑:“我从解放前就开始送信了,是个老邮差。什么样的笔迹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女警察不说话,只是和男警察们交换了眼色,随后严厉地说:“这样吧,如果再发现这样的信件,立即报告邮局保卫科,知道了吗?”大伯一见女警察声音变得严厉,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头,也不敢大大咧咧了,勉强笑道:“知道了。”
  5
  前几天大伯在吃夜饭时,向我展示着他的“假手”技艺,突然又发现那封写给宁主任的“假手”信,五加皮也不喝了,饭也不吃了,匆忙离去,现在想来也是顺理成章。只是那夜,他是按照女警察科长的要求,速去邮电局保卫科汇报了。既然汇报了,为何还要被隔离审查,回不了家呢?
  那天我去邮局找大伯,见到三个邮差上楼进了保卫科办公室,其实就是接受女警察的询问。据说,对他们的询问还是相当客气的。他们三人尽管生在旧社会,但长在红旗下。大伯不是这样。他生在旧社会,长在旧社会。1949年解放那年,他都过三十岁了。
  后来我才得知,大伯那天写完“假手”字,再把“假手”信送往邮局保卫科时,当夜就接受了询问。不,是审问。
  “据邮局领导讲,你年年先进?”
  “当然。”
  看着大伯自豪般地笑着。女警察小脸一板:“不过,据我所知,你在旧社会几乎也是老先进了?”
  大伯嘴角抽搐了:“什么意思?”
  女警察厉声说:“什么意思?问你呢。有没有这回事?”
  大伯低着头想了下说:“有的。”
  女警察嘿嘿一笑:“再问你,认识李禄吗?”
  “李禄?”
  “认识王光吗?”
  “王光?”
  “不要说不认识。”
  “真的不认识,但我知道他们,都是国民政府交通部任命的前后两任海城市邮政管理局局长。”
  女警察猛拍桌子说:“什么国民政府, 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任命的局长,”
  “与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为何在国民党领导下的邮局里你总是年年得到先进?”
  “旧社会我要吃饭,我要养家糊口,我工作努力,他们就评我先进了。又不是我要先进的。再说我小小的一个邮差,怎么能见到李禄与王光两位局长呢?我知道他们是因为奖状上有他们图章。”
  “胡说八道。你这是替国民党反动邮局卖命。”
  大伯心头一紧,额上的汗珠滴了下来。大伯觉得女警察问话有问题,问题在哪里,一下又分辨不清。有一点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我再问你。1949年4月5号那天大清早,你是否往静安寺路200号送过一封急信?”
  大伯皱眉说:“我这一生送信多了,我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
  “你记不清楚,我们记得清楚。我们在国民党档案里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的邮戳时间就是这个日子。而静安寺路200号所有急件都是邮局指定你送的。”
  大伯点点头:“领导让我做啥我就做啥。”
  “知道静安寺路200号是什么地方吗?”
  大伯低下头:“我是解放后知道的。那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
  女警察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漏网老滑头,没戏唱了吧。”说到这儿,女警察突然厉声说:“1949年4月5号。你送的这封信至关重要。因为这封信,我们海城市地下党遭到灭顶之灾。”
  大伯一听,倏地站起,双腿打颤。脸色苍白:“我只是一个邮差,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呢?”
  “这封向军统特务送的密报信是用‘假手’写的。经我们笔迹专家鉴定,是与这些日子由你经手的所有‘假手’之信,其笔迹如出一辙。”
  大伯额上的汗水密密麻麻地冒了出来。
  女警察也站了起来,轻松地围着我大伯转圈子。
  女警察随后从一名男警察手里拿过纸与笔朝大伯面前一放:“现在不用你写其它字,就用‘假手’给我写三个字:小馒头。”
  “小馒头?”
  “对。你总不会说‘小馒头’不会写吧。”
  大伯不知女警察是何意思。
  大伯想了想,用握起笔,颤抖着写下“小馒头”三个字。
  女警察接过一看勃然大怒:“你没听清我的话是吧,我让你用‘假手’写。”
  大伯说:“我‘假手’写不来。”
  女警察细眉倒竖:“写不来,也要写。”
  大伯无奈只得用“假手”重写,
  女警察接过一看,脸孔气得发白,说:“王钧衡啊王钧衡,你太狡猾。可那没用!馒头的头,繁体字是这样写的吗?”
  大伯脸色苍白。
  “重写。”
  大伯想了想,突然扔下笔说:“你们强人所难。解放前我只念过初小,简体字连蒙带猜,更何况繁体字呢?我不会写。”
  女警察一愣:“真不会写?”
  大伯声泪俱下地说:“警察同志,我认识馒头的头的繁体字,并不等于我会写。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写啊。”
  女警察想了想,随手写下了繁体字馒头的“?”字。
  女警察哼了一声说:“照抄。”
  大伯看了一眼“颈”字,一付很吃力的样子终于一笔一划地写完了。
  女警察再次接过一看,突然把一张复印着“小馒?”三个字的纸张狠狠摔在大伯跟前。说:“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写的这三个字,与这复印件上是否一样?”
  大伯看了看复印件上的“小馒颈”,再看看自己写的“小馒?”。他傻了。怎么会那么像呢?大伯恐慌万状,说:“‘假手’写的字大多都有些像,但是这复印件上的‘假手’字绝对不是我写的。”
  “哼,我现在问你,听邮局同志说,你特别喜欢吃小馒头。”
  大伯一愣,不敢随意回答,想了想,战战兢兢地点了下头。
  “我搞不懂,你是典型的南方人,为何那么喜欢吃馒头,而且还是小馒头?”
  大伯说:“工作忙,吃小馒头又快又方便。”
  女警察突然站定,一个急转身,一双漆黑的眼珠死死盯住大伯,嘿嘿冷笑一声:“王钧衡,你真是太低估我们的刑侦水平了。‘小馒头’与这封信有着直接联系的,”
  大伯说:“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这些污七糟八的反动信件并不匿名,尽管封皮上写内详,但是信内落款人就是三个字:小馒头。”女警察带着嘲讽的口气又说:“你看看你像个小馒头吗?你是只老馒头了。”
  “老馒头?”
  大伯愣了。
  “还有,你们明明都是革命的邮递员,可是你偏不喜欢邮递员,而是要让大家叫你邮差。说明什么?说明你从心底里憎恶新社会,是不是?”
  大伯瘫软在椅子里,
  “自从上次与你谈过话后,我们在西康路4号邮筒前整整守候了一个星期。期间你共计从邮筒里取出104封信,我们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一封用‘假手’写的信,你想想这说明什么?”
  大伯茫茫然地说:“我不知道。”
  “迄今为止,‘假手’小馒头写给宁主任共计有14封恶毒攻击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反革命信件。可我不明白,这些信,那三位邮差从来没有收到,为何偏偏你能收到呢?能向我解释吗?”
  大伯一听,眼睛一亮,跳了起来:“不对,那天我们喝酒时,他们三个说了都在邮筒里收到过。”
  “胡说八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何上次找你们四人谈话,你怎么不说?”
  大伯一想对呀,当时自己暗里还骂他们三个是糊涂蛋呢。可现在……大伯咬了咬牙说:“不信你把他们叫来,当面对质。”
  女警察一听说:“好,那就把他们叫来吧。”
  三个邮差很快来到了保卫科。
  女警察看着三个邮差说:“王钧衡要与你们对质。你们要老实交待。你们到底有没有在邮筒里取到过用‘假手’写给宁主任的信吗?”
  三人一听脸色一变。
  姚邮差笑笑对我大伯说:“王钧衡,我们都是同事与好朋友是吧?”
  大伯点点头。
  李邮差说:“我们也时常喝酒是吧?”
  大伯又点点头。
  宋邮差接着说:“我们还时常玩玩‘斗车’是吧?”
  大伯还是点头。
  大伯迷茫地看着他们。
  三个邮差同时跳了起来,三双大手同时指着大伯的鼻子大骂道:“操哪,王钧衡王钧衡你真是个阿胡卵,你自己用‘假手’写反动信,还污蔑我们与你同流合污,真该给你粒‘花生米’吃吃。你连牲畜都不如。”
  大伯一听,摇摇晃晃站了起来,惊恐万状地看着他们。大伯指着他们的鼻子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出,一个趔趄倒了下去。
  6
  那天,我在石库门向阳院里与同学们排练节目。一个是我的朗诵;一个是女声独唱。里弄治保主任费阿姨说了,暑期了,红小兵要参加纳凉晚会,表演节目。
  正练着呢,费阿姨带着几个陌生男女来了。一看那个女的,我觉得眼熟,但想不起来。我以为费阿姨陪着街道干部先来审看我们节日呢。我高兴地冲着费阿姨他们笑着,当着他们面,我朗诵起诗歌节目《红小兵志气高》:
  “红小兵,志气高,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学马列,批林彪,从小革命劲头高;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朗诵完毕,我还喜孜孜地向费阿姨他们鞠了一躬。费阿姨无动于衷。随费阿姨来的那个面熟的阿姨带头鼓掌,大声说:“好!”一见叫好,我起劲了,马上对一个邻家女孩说:“盛雅萍,你唱一个。”叫盛雅萍的女同学落落大方走到石库门天井中央,声情并茂独唱起来:
  “越南有个小姑娘,家住南方小村庄,爸爸死在敌人的子弹下,妈妈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小小年纪失去爹娘,美国强盗又烧毁村庄,姑娘擦干悲痛的眼泪,怀着仇恨奔向北方……”
  盛雅萍唱完后,那个阿姨鼓掌大叫:“好好。唱得真好。向阳院办得真好。”
  阿姨说完后,我看到费阿姨对我说:“王小禾,跟我们去一次居委会,这位阿姨有事问你。”我一听,费阿姨叫我到居委会,我当然说好的。石库门里的红小兵向阳院是我办起来的。
  很快我随费阿姨他们来到居委会。到了居委会,面熟的阿姨给我倒了杯冰凉冰凉的酸梅汤。真好喝。
  喝着时,看似面熟的阿姨就把我拉到她跟前。
  我抬头看着阿姨,觉得真好看啊。弯弯的月眉,红红的小唇,挺挺的胸脯。她笑眯眯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王小禾。”她说:“小禾,什么禾啊。”我小胸脯一挺大声说:“雨露滋润禾苗壮的禾。”她摸了摸我的小脑袋说:“这名起得好,是棵好苗苗啊。听说,你们每天还办着向阳院呢。”我说:“是的。”她又说:“听说你们红小兵每晚扛着红缨枪还在里弄巡逻呢。”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她又问:“你刚才朗诵的安东尼奥尼是啥意思?”我小胸脯又一挺,说:“你不要以为我人小,什么都不懂,他是个意大利的坏特务,到处污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她点点头说:“好。觉悟真高,那么我再问你五洲四海红旗飘,是什么意思?”我小嘴一撇:“阿姨我刚才说过了,你不要以为我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我是常德路小学红小兵三连连长。五洲四海红旗飘,就是让我们的五星红旗插遍全世界。”阿姨站了起来,忽然脸上严肃起来问:“如果坏人搞破坏怎么办?”我眼睛瞪得溜圆说:“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阿姨一听说:“你要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是不是?”我小胸脯一挺说:“当然。”阿姨笑了。阿姨这一笑,我突然想了起来,她不就是那次在大伯邮局里见到的女警察吗?
  我愣住了。
  难道办纳凉晚会,警察阿姨也要参加吗?
  阿姨说:“王小禾好,真是人小志气高。我想问你一件事。你可要好好回答。”我说:“没问题。”她问:“你大伯是个怎样的人?”我翘起大拇指,说:“高。高家庄的高,实在是高。”她皱了皱眉头又问:“高在什么地方?”我说:“他认识繁体字,潦草字。我告诉你,上次我们隔壁几个大学生都输给他呢。你若不信,可以与他比比。”阿姨摸了摸我的脸蛋儿,又问:“我当然知道了。阿姨怎么能与你大伯相比呢。整个邮电局没人能比过他啊。不过阿姨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见过你大伯用左手写字吗?”我歪着脑袋想了想说:“左手,不就是‘假手’嘛。我告诉你,对我大伯而言,用‘假手’写字,小菜一碟。大伯写字可以左右开弓龙飞凤舞。他还教我写过繁体字呢。”警察阿姨一听:“他教过你繁体字?你会写繁体字?嗯,阿姨可不信。”一听她说不信,我急了:“是真的。”阿姨笑笑,站了起来,让费阿姨拿来了纸与笔递给我,笑眯眯地说:“那你写几个字,让阿姨看看行吗?”我说:“当然行了。”
  我趴在桌上写了,
  我用正手与“假手”各写了?、?、漉三个繁体字,
  我得意洋洋看着警察阿姨,她脸上笑容倏地没了,只是冲费阿姨点点头。费阿姨回头朝着居委会的里间怒吼一声:“把他押出来。”
  里间的房门打开了。我看到两个警察押着剃着光头的大伯。我吓得倒退一步。我听到警察阿姨冲着大伯嘿嘿嘿地笑说:“王钧衡,我记得你说过只念过初小,简体字连蒙带猜,更何况繁体字。你还说。你从不会用‘假手’写字。我想。刚才你不会没听到你嫡亲侄子讲过的话吧,是不是想看看他写的繁体字?”
  大伯用眼角飘了一眼,随后又看看我,什么话都没说,低下了光头。
  警察阿姨手一挥,两个警察如狼似虎般地押着大伯来到居委会的后门。
  后门停着一辆警车。
  他们径直走了。
  7
  回家后,我哆嗦着把事情向我爸说了。我爸气得双手直哆嗦,双眼逼视我,从他眼里,我看到两团烈火。我吓得哭了起来。我爸想揍我,最终举起的拳头放下了。他怒吼一声:“你这个出卖者!…‘出卖者?”我惊愕地看着我爸。我有些听不懂。我爸说:“不懂出卖者是吧,我告诉你,出卖者就是叛徒。叛徒就是甫志高。”我一听懂了,我爸说我是甫志高,我心中不服。我大叫:“我不是甫志高。”我爸眼睛一瞪,说:“你这个臭小子,你告诉了女警察,你就是出卖者,叛徒,甫志高。”我爸说完长叹一气。
  看着我爸,我惊恐万状。这怎么可能呢?那是警察阿姨啊。我向警察阿姨说了该说的话,怎么成了出卖者,成了叛徒甫志高?我怎么也不能理解。
  见我傻不拉叽的样子,我爸又说:“王小禾王小禾,你这是助、纣、为、虐。”说完他坐在一边不理我了,
  “助纣为虐”是我爸一字一句说的。我听不明白啥意思,赶紧查了词典,我大吃一惊。我拿着辞典,绷着小脸走到我爸跟前说:“第一。你先说我是出卖者,叛徒甫志高。甫志高是向国民党特务告密,我没有,警察阿姨不是国民党特务。第二,你说我助纣为虐,这个纣,应当是警察阿姨了?”
  我爸一听,吓得目瞪口呆,哆嗦着站了起来说:“我没有这个意思。”一看我爸那样子,我不由大声说:“爸,你还真以为我们小孩子不懂事?你就是这意思。我告诉你,我得告诉费阿姨与女警察。”我这一说,我爸急了,死死抱住我说:“我的小祖宗,你给我轻点,万万不可对她们说呀。”我急了,我说:“不,偏不。”
  我爸吓得哆嗦成一团,说:“小祖宗,你究竟想怎么样?”
  我爸害怕极了。
  他害怕什么?我很奇怪。
  我爸害怕的样子让我蓦然想起大伯低着光头,被两个警察押上警车的场景。
  我也害怕了。
  我小声说:“爸,你要让我不说可以。只是以后不准叫我叛徒甫志高。好吗?”
  我爸像是不认识我一样,木木地点点头。轻声说:“好的,只是你大伯完了。”
  我的泪水流了出来。
  我爸说:“前些日子,警察抓了对面海防村里三个小赤佬你知道吗?”
  我擦了擦眼泪,说:“是不是前些日子游街的三个小流氓?”
  我爸哼了一声说:“什么小流氓,闹着玩而已。”
  我不解地看着我爸。
  我爸说:“你嘴巴不漏风,我就告诉你。”
  我点点头:“决不漏风。”
  我爸说:“真的?”
  我说:“我发誓。”
  我爸说:“我是听你大伯说的。他们邮递组有个漂亮年轻的女邮差,专门给海防村这一带送信送报。那天,海防村里三个小子见人家姑娘年轻漂亮,就开起玩笑, 把人家脚踏车笼头前的邮包藏了起来。小姑娘一见没了邮包,吓得哇哇大哭报案了,三个小子被抓了起来,统统判了5年徒刑。”
  我惊惧,说:“那是开玩笑闹着玩的呀。”
  我爸突然凶狠地扳起脸说:“谁跟你开玩笑闹着玩呀。”
  8
  大伯被抓了进去。
  大伯判了十年徒刑。
  大伯的罪名是利用“假手”写信,恶毒并猖狂攻击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曾随我爸去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看过大伯。我至今都记得,看到大伯的一刹那我都不认识他了。原本那双喜欢眯起来笑的眼睛,变得阴暗了。原本壮实的身体变得极瘦。一张脸蜡黄蜡黄。他没说上两三句话,就会不停咳嗽。我害怕极了,老往我爸身后躲藏。他看见了,苦笑着朝我说:“小赤佬,不要害怕。不关你的事。”听着原本熟悉、现在非常陌生的大伯说着话,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爸看了我一眼,恶狠狠地说:“流泪有屁用啊,我他妈的真恨不得把你嘴巴缝上,再宰去你的一双手,让你成为断手哑巴,做不成甫志高。”
  大伯一听狠狠剜了我爸一眼,说:“有你这样对孩子说话的吗?”
  见大伯支持我,我胆子大了。大伯可以随便说我什么。但我爸不能。我头颈一硬,翻着白眼对我爸说:“爸,你又翘尾巴了是不?当心我回去告诉警察阿姨。”我这么一说,我爸身体哆嗦一下。大伯奇怪地看着我们父子俩。我爸马上强颜欢笑说:“没啥,小赤佬瞎讲白讲。”
  好多年过去了,尽管大伯平反,回到海城市,恢复了公职,但他在监狱落下的病根不会好了。他病退了。这时我也渐渐长大。我明白,身为资深邮差的大伯会写繁体字,会正手,“假手”,双手左右开弓写字,这些都不假。但是那个署名“小馒头”写的所谓致宁洒主任的反动信件,确实不是他写的。至于反动信的内容更是无从说起。所有这些,警察阿姨真会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她又为何死盯着大伯不放,从而最终使他身陷囹圄呢?
  每当看着与我们一起生活的大伯一天天日薄西山,我时常郁闷。我耿耿于怀。
  我并不想去找与大伯共事的三个邮差。大伯平反已经说明了问题。但我要找那个叫李海燕的女警察,我想问她为什么?
  一个隆冬的下午,寒风呼啸,我上完早班路过区公安局门口。走了进去。警察一听我找女警察李海燕就说,李海燕“剥皮”了。“剥皮?”我听不懂。他们说“剥皮”就是扒下警服。清理出了警察队伍。我说,就算“剥皮”,只要人没死,总该知道在哪里吧。他们说,她住在静安寺街道医院。
  静安寺街道医院离区公安局一箭之地。我去了那里。我在街道医院一个昏暗的房间里。见到原本是警察的李海燕。在我心目中李海燕长着弯弯的月眉,红红的小唇,挺挺的胸脯。是个很漂亮的女警察,但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李海燕,成了一个憔悴的黄脸婆。
  她病得很重。
  我想到了我大伯。
  我一点都没同情她。
  她再病重,只要没死,我都得找她要个说法。
  我说:“你认得我吗?”
  她摇头。
  我强硬地说:“你这一生弄出多少子虚乌有的案子,心中有数。我今天来告诉你,你认得我也好,认不得我也好,都得认。”
  我说了这话,她总算认出了。
  我静静地讲了邮差,也就是大伯王钧衡的事情。她始终无动于衷。看着她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我怒不可遏地说:“那时我是个小孩,你怎能这样诱供我呢?再说又不是我大伯写的信,可你却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送进监狱,你,你就那么心安理得?”
  她想了想,咧咧嘴说:“我知道这些反动信件与王邮差无关,谁让他太具备作案条件了呢。你让警察怎么办?为了向上级交差,只能把他顶上,这样才能了断。嘿嘿嘿……”
  听着鬼哭狼嚎般的笑声,我的身体颤抖起来。
  看着我颤抖的身体,这个叫李海燕的女人又对我说:“记住,对于我做过的事情,我,从、不、后、悔。”
  我恨不能扑上去卡住她的喉咙,让她去死。
  我没有。
  我也不会。
  看着这张枯槁得犹如死人的脸,我走了。
  医院外,墨一样黑的天空下,风呼啸着。犹如刀子。
  责任编辑:杨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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