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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实在是应该叫做下里巴人手记,因为我这个下里巴人写不出来阳春白雪一类高贵的东西,只能写点儿下里巴人的小玩意。又由于我出生在松花江畔郭尔罗斯草原上一个叫迭里巴的地方,写的就是那疙瘩的人和事儿,索性就由“下”至“达”,叫成了这里巴人手记。
  ――题记
  
  踩生
  
  小时候,懂点事儿了,常听老人们说,我是老刘家小锁林踩生的。
  咋能是他呢?咳,我这辈子算完了。
  在我的家乡――松花江畔的郭尔罗斯草原上,人们都相信,若是谁家生了孩子,这孩就像第一个进屋打照面的外姓人。哪想到我刚刚在达里巴“落草”,老刘家小锁林就闯进来了,没办法啊,就只能跟他“为寇”了。
  锁林是我们屯刘花先生的小儿子。刘花先生医术高、医德好,很受人们尊敬。那时,我们两家来往很多,我还得管刘花老先生叫舅爷。小锁林比我大个十岁左右,或许是娇惯所至吧,竟不像他的家人那样个个知书达理,而是一脸没“开化”的愚顽相,又带有几分野性。
  难怪我小的时候惹是生非,母亲就骂我,跟他妈老刘小锁林一样。
  谁愿意像小锁林那样?
  有一天,母亲说,你生下来就哭,顶生日了才好些。开始以为是肚子疼,灌进风了,可找了儿科大夫,说这孩子肚子没病。可你还是哭,就是嗓子哭哑了也不停,没办法,我就抱着你,一宿一宿地悠着。我说,你们门没看着点,让小锁林给我踩了生,我能不哭吗?要是毛主席给我踩生有多好,那我得整天笑,整天唱。
  母亲沉默了。可我知道母亲不易,我是长子,小的时候真的没少让父母操心。
  两岁的时候,母亲在园子里种菜,我在炕头睡觉。醒来时口渴,竟把炕梢一盘子药苍蝇的敌百虫水喝了,幸亏发现及时,才没与苍蝇同归于尽。三岁时,母亲在炕上做棉裤,我趁她不备,把裤别子吃进了肚子里。母亲发现裤别子没了,身前身后找起来,后来我说我吃了,母亲的脸都吓白了。那几天,母亲总是看我拉的屎,直到发现我把裤别子拉出来,她才放了心。四岁时,我穿着开裆裤到邻居家找伙伴玩,刚进邻居家外屋,发现他家三四百斤的花老母猪正在外屋要食吃。老母猪横在两个锅台中间挡住了我,我上前踢了一下,哪想到老母猪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转过头就是象征性的一口。幸亏它口下留情,要不然就把我咬残废了。当邻居把我抱回家,我发现母亲哭了。是父亲亲自给我抱扎的伤口,半个多月才好。
  后来渐渐长大了,但“开化”得较慢,一直让父母担心着。直至今天,在有些事儿上还叫着死理,顽固不化。如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不肯做违心的事,不愿说肉麻的话,更不会见风使舵,也不想委曲求全。这能活得“好”吗?我的愚顽让我吃了不少“亏”。
  想一想我刚刚生下来就遇上了小锁林,哭,是最好的抗议。像小锁林我这一辈子不就完蛋了吗?我不会说,只能哭着,后来是嚎,再后来是干号。是哭嚎,让我心里好受些。
  没想到从生下来就哭就嚎,竟练就了我的好嗓子。好多人都说我有音乐天赋,唱歌挺受听的,其实那是从生下来一路主观上哭出来的,客观上练出来的。是无心插柳,歪打正着,并不是我的爱好和兴趣所在。
  长大后,与外界有些“格格不入”的我,爱上了纸和笔,开始在纸上学会了自己和自己说话。没想到有一天别人说我的信笔涂鸦是诗,还拿去在报刊上发表了。从此,我这个需要别人点拨的不“开化”的愚顽之人,竟成了用作品影响别人的“文化人”,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这个玩笑一直开到今天,也让我忐忑不安到今天。因为我这么多年也读了点文学名著,知道自己写的东西顶多算是个习作。我多么希望尽早恢复常态,剥去我“文化人”的伪装和“诗人”的面具,自觉地接受小锁林给我带来的现实。
  自知“后天不足”,所以别人家生小孩我部不会前去祝贺。不是不想去,是怕万一给人家孩子“踩生”了,这孩子不就像我这样愚顽了吗?
  不能再害别人了,最好让中国愚顽的人到我这为止。我想现在就从字典中把“愚顽”二字抠下来永远带在身上,直到有一天,让这两个字陪我一同走进坟墓。
  
  奔跑的草
  
  二月的春风,还没有吹绿松花江两岸,却吹来了一团奔跑的草和我相遇。这草,一定是被这似剪刀的春风剪断的,把根留下后,开始随风流浪。
  这团奔跑的草,我们当地人叫它扎苜棵。当这团扎苜棵跑进小城来到我的脚下时,我没有躲。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这奔跑的草就是我的化身。
  我也是阴历二月,被这似剪刀的春风剪断后,随风跑进小城中的松花江畔,才停下来的。根,却留在了达里巴那片土地。
  我对扎苜棵没有好印象。这草长得乍乍呼呼的一团,虚飘胀肚地占了很大地方,要是弄实着了也就一小把。另外这草还有刺,因此没人愿意把它当柴来烧。在我的老家达里巴屯,人们挺烦这种草的。要是形容某人走到哪里就停在哪里说个没完没了,就说你属扎苜棵的,走到哪刮了到哪。
  这扎苜棵,还真是走到哪刮了到哪。
  在达里巴屯的东面北面和南面,是平坦的耕地,秋收后,田野里只有高梁茬子和苞米茬子站在那里。割得矮一点的叫扔茬,意思是扔掉不要了,来年春耕时翻在地里也不会碍事。扔茬多半是高梁,都贴着地皮一寸多高。而留茬一搬都一尺左右高,来年开春种地前,人们开始用捅锹头做的刨铲把茬子一下一下刨出来当柴烧。当地人把这种柴叫笮子。开春时风多风大,被风刮得四处跑的扎苜棵,常常被高高的茬子挂住。有的被茬子挂住了一会儿,又被风刮开,穿着横垄地跑;也有的扎苜棵顺着垄沟跑,跑出耕地后,大多都跑到了背风的壕沟或大坑里挤在一起。
  与这种扎苜棵一样烦人的还有老菖子和杨拉灌。老菖子这种草本植物的种子像枣核,浑身带刺,走在田野里若不注意就粘回几个。杨拉灌是一种早熟的矮棵植物,一搬六月就成熟打籽了,籽比芝麻粒大不多少,也带毛刺,夏天走在荒地里不注意,裤角和鞋上都是。还有一种烦人的草本植物,是蒲草的棒。这种长在水边的草窜出的蒲棒很好看,可到了冬天蒲棒被风刮散花了,弄得洋洋洒洒,哪都是飘飞的小降落伞。
  这是几种草本植物成熟后的现状。在没有长成时,这几种植物都和我有亲密接触。在我的家乡达里巴,喂猪的野菜中有老菖子和猪毛菜,还有灰菜、苣荬菜和线菜。我小时候常到野地里去找这几种野菜喂家里的几口猪。小时候家里有一口一米多高半米多粗的迫子缸,我割回的猪菜切好后就放到缸里发上两天,这样猪才爱吃。其中的猪毛菜,长大了长老了最终干巴了就叫成扎苜棵了。杨拉灌是春天我们挖的一种不算野菜的菜,白色的根有二三寸长,粉条一般粗细,甜甜的。蒲棒没成熟时我们常拿着玩,在棒刚窜出来时,我撸过棒上的蒲黄,是一种中药。蒲草我也割过,当时用蒲草编成的垫子每家都有,夏天隔凉冬天隔热,实在很好。
  现在想来,这几种草本植物成熟后都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传播种子。或是靠别人传带,或是靠自己奔跑,完成着各自的使命。虽说成熟后有点“烦”人,但还是为了新的一年更好地装点大地。它 们是益草,不是毒草。
  我就是扎苜棵吗?现在想到这种比方,多少让我先前不怎么好受的心有了点点宽慰。其实我做得还没有扎苜棵好。几十年来乍乍呼呼随风从农村跑到松花江畔的小城,我不过是一棵没有打过籽的光杆扎苜棵。若说有那么一点用处,就是不嫌弃我的人,在野外冷了的时候可以一把火将我点燃。
  如今,我在松花江畔一处没有人注意的壕沟里,安静地听着风声从头上刮过。我期待人们的脚步声,特别是那些来自达里巴故乡的脚步声。
  
  花苞米
  
  今年春节期间,我烀了一锅青苞米。坐在沙发上,我一边啃着长有黄粒白粒还有黑粒的苞米,一边翻着新复刊的《记忆》杂志。母亲走过来说,现在的苞米粒要啥色就能长出啥色,真是神了。我笑着点了点头,想起2000年的春节,也是一边吃着青苞米,一边翻着刚刚创刊的《记忆》杂志。真是太巧了――不过那次吃的青苞米都是黄粒。
  那次边吃苞米边看《记忆》杂志时的心情与这次略有区别。因为那期《记忆》的创刊号上,刊发了我的《回味玉米》和《笔情》。
  说实话,在那期期刊发有王蒙、牛汉、谢冕等六十多位全国著名作家近百篇作品的合奏中,我的两篇习作顶多算是以笔做竽滥竿充数,或者说顶多算是两穗不成熟的青苞米,没有几个粒的“瞎”苞米。虽说苞米有点“瞎”,可我还是珍惜地捧在手上,原因是我的习作与大作家王蒙的作品挨着,说不定会沾上点老人家的才气。因此,我感谢《记忆》,让我吃着青苞米“瞎”苞米走进了记忆的深处。
  在松花江畔的郭尔罗斯草原上,有个叫达里巴的小屯就是我的故乡。小屯东部南部北部种有成片成片的苞米。苞米,是我小时候吃的主要口粮。特别是在“够不够三百六”的大帮哄年代,看着我们几个如狼似虎的孩子,父母总是省吃俭用,一天天为粮食发愁。为了替父母分忧,我像很多农村孩子一样,扶犁、点种、开苗、割地、装车、脱粒等农活样样都会。特别是秋收时节,还经常跟随母亲夹着麻袋扎着围裙到收割后的地里拣庄稼,有时也扛着四齿耙子到起过的土豆地里溜土豆,以补口粮不足。
  那时,总觉得靠“拣”来的太慢,多次萌生过“偷”的想法。想的时候多了,也越轨当过一回小偷。
  那是1971年的夏天,十一岁的我和伙伴“老林大吃”天还没黑就潜伏在屯东头苞米地旁边的谷地里。等天黑透了,我两才心虚地拿着面袋子摸进苞米地。那时苞米正在灌浆,我小心地扒开一穗用手指甲掐一下,要是有点“老”就哆嗦着掰下来,放在随手拎着的面袋子里。天黑,有时看不准袋子口,苞米就掉在了地上。哈腰想拣起来,觉得提到嗓子眼的心随时都会从嘴里跑出来,跳得特别厉害,这时只好蹲下来摸。不知在地里拎着面袋子走了多远,因苞米大多都太嫩,快到地头了也没找到几穗“老”的。也许是晚上太静掰苞米的声音传得远,也许是“看青的”看得紧总在地里寻查,当一道手电光照过来时,我就近猫起来了,可“老林大吃”让人逮个正着。人家问他还有谁?他竞提到我的名字,让我别藏了,快出来吧,大有让我“有难同当”的意思。原来看青的是有点“虎”的张山东子,我家的邻居。张山东子没有把我们扭送到大队,而是把我押回家里。他说三婶就是有你家孩子吧,要是就老林家那个,我非送到大队不可。过后,我挨了母亲一顿骂,多亏父亲没在家,少挨了一顿揍。
  现在想想,第一次做贼,竟然是为了金黄色的苞米。让我在用受伤的笔回味玉米时,品出更多的是碳素一样黑色的羞愧。
  那时生产队还没解体,旱田除了种苞米,还有高梁、谷子、黄豆、小麦、甜菜、土豆等,要是春天干旱地种瞎了,只能种荞麦了。不像现在满山遍野的都是苞米。这几年才知道,我们吉林西部是世界三大玉米带之一,另外两处是美国和乌克兰。玉米不仅是粮食作物,供人和牲畜食用,也是经济作物,能生产淀粉和酒精等,产业链条长得可观。同时,它不但带给我们金黄的农耕文化,站在我们松花江两岸收割后的茬口,还刀丛般保卫着国家的粮食安全。
  没想到时隔九年后,在春节吃着青苞米读着《记忆》复刊号时,发现首篇就是大作家王蒙的力作。这期我的习作离老人家的作品远些,来不及回味玉米,就开始《沿着长调走回故乡》了。
  在达里巴屯西部,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那是和林茂粮丰的黑土地不一样的景象。草原的东部原来有公社和大队两个马场,各生产小队也有成群的牛羊来这里放养。往西,是个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大苇塘,里面产的老头鱼和泥鳅远近闻名。被苇塘半包围着的是一座小山包,这个十多米高的山包成了这块湿地中的唯一孤岛。再往西,还有一条运河,这就是从松花江畔哈达山直通查干湖的“引松工程”。
  我小时候在草原上跟牛倌放过牛,随社员打过羊草,和同学拣过牛粪,也在运河里划过船、打过鱼。现在才感到草原上的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很早就影响我了,只不过当时没有意识到。
  这次过春节读着《记忆》复刊号,感到《记忆》真正唤醒了我们对这块土地珍贵的记忆。记得一位外国作家说过,文学是一个民族心灵的秘史。我想,我们有松原地域特色的文学,就应该是我们这块土地上满蒙汉多个民族农耕、渔猎、游牧时心灵的秘史了。这让我联想到刚刚过去的春节吃到的青苞米,黑粒是黑土地,代表了农耕文化,白粒是江河湖泊,代表了渔猎文化,黄粒是草原,代表了游牧文化,他们长在了一穗苞米棒子上,多像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形态。他们拥有同一根秆,头顶同一片蓝天,站在同一个位置,但他们是有颜色差异的。差异性就是丰富性,也是各自存在的理由。
  看来我真得回趟故乡取回点这样的青苞米了,好送给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们。母亲管这种有黄粒白粒黑粒的苞米叫花苞米。我爱这“神了”的花苞米。
  
  生命中的水
  
  我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刘洪明。这名字是父亲起的,原因是我们亲兄弟和叔伯兄弟名字中间的字都有“洪”字。从此,我的生命中便有了这“三点水”。
  叫了二十多年这个名字,没觉得好,也没觉得不好。名字不过是个标签符号,难道名字起得好就预示着命运好吗?我是不信这一套的。可生活却和我开了个小玩笑――在前郭蒙师毕业前夕,一个同学在我的留(刘)言本上写下:“期待在郭尔罗斯草原上能听到鸿鸣,但不是哀鸣”。同学的一片好意我领了,可我哪有什么鸿鹄之志,顶多是个草原上的小家雀。不过“鸿鸣”二字我还是喜欢的,它一是可以激励我上进,二是“鸿”字也有“三点水”。
  1984年长春创刊的《诗人》杂志发了我的处女作《河边》,在查干湖畔教书的同学王福龙看到后来信说,看到“刘鸿鸣”就想到了是你写的。从此,我发表“豆腐块”的时候就属上“刘鸿鸣”。
  1986年,“八点钟之声”在郭尔罗斯草原上响起后,受诗友宋志纲、焦洪学、肖振有等人的影响,我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发表了小诗《浆声》。诗友焦洪学看到后将《人民日报》寄到我工作的达里巴中学,并在信中写着:“昊昊苍天,声声鸿鸣,愿这永留你的诗中,和你的诗一起飞向塞北江南。”人们真 的听到“鸿鸣”了吗?我想没有人会听到。因为这二十多年来我不高产,仅发表二百多首小“诗”,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连哀鸣都谈不上,几乎是无声。
  2006年,我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首《查干湖颂》。没想到前后跨度是二十年。这二十多年我都干了些什么?细细回想,我觉得是在寻找,是顺着《桨声》寻找――沿着松花江,沿着起自松花江畔哈达山下的草原运河,终于找到了生命中的最大一滴水:查干湖。
  距达里巴屯两一公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40多米宽的引水渠,在前郭灌区称“二引干”,我们当地八叫西大河。这是日伪时期留下的。因建国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达里巴与前郭灌区的其他地方一样种水田都是三起三落,所以“二引干”多少年也不见松花江的水。这就是我最初对“河”的印象。渐渐长大后知道了西大河西面六七多里地处,还有一条平行的泻水渠,那个也叫西大河的“河”里有水有鱼。上世纪70年代初,我与伙伴拿着旋网常去那里。那条泻水渠30米宽的样子,水有齐腰深,两岸长满了蒲草和芦苇。水很“旷”,但在岸边的蒲草丛里摸索,还是能抓到鱼的。特别是“狗鱼”很傻,在水草根部摸到它时连动都不动一下,就像从水里摸到了一截硬硬的苞米瓤子,拿出来一看是条一尺来长的“狗鱼”。这条河还架有一座木桥,叫火烧桥,也是日伪时期修的。听说不知什么时候着了把火,就得此名。火烧桥下水略深些,这里是最出鱼的地方。那时我刚学扔旋网,常常在火烧桥下扔成个“马槽子”,但也能打上三四条鲫瓜子。这条河的水是前郭灌区泄下来的,河的两侧是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苇塘,苇塘里出“老头鱼”。1976年,前郭县就是将这条有水的西大河扩成了53米宽,深2米的大泄水渠。这条起自松花江畔哈达山下,流至查干湖的全程53.85公里长的泻水渠叫“引松工程”,也叫草原运河。河两岸的大坝上的土窝棚里住有几户打鱼的,他们都有木船,要过河的人常常求这些人家,也不要过河的钱尽可坐船渡过。我的姐姐住在对岸不远处的吉林油田新村,那时火烧桥已经拆除,因此只能坐船过这条河。我最初坐船就是在这条“河”上,就是在这里听到了最初的桨声。《河边》和《桨声》是我的真实感受,都写自上世纪80年代。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写过“朦胧诗”,追求过“现代派”,可我写出了什么?
  二十年后,当我写出了《查干湖颂》才觉得真的找到了生命中的一大滴水。也许命中注定要与水有缘,这真得感谢我名字中的“三点水”。还有两点在哪里?还是让我赶快喝上几口查干湖的水吧,洇涸喉咙。我也期待声声鸿鸣能掠过郭尔罗斯草原的上空,找到生命中的那两点水。

标签:手记 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