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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格致满洲人。六十年代生于东北吉林乌拉。毕业于吉林地区师范学校。出版有:散文集《转身》、《从容起舞》、《七个人的背叛》。曾获首届布老虎散文奖、人民文学奖、吉林文学奖、长白山文艺奖、骏马奖。现为国家公务员。
  
   “一个人张灯结彩”
  
  2008年过春节的时候,我的家庭常住人口已经锐减到我一个人。应该说,这些年,我一直为减少家庭人口而做着不懈的努力,但我的计划是把三减一,然后稳定在二。半年前,经过8年的努力,我做完了这道算数题。减去父亲,留下儿子。演算完成,我过上了安静的生活。这种安静持续半年,到春节前夕,无风起浪,我的安静遭到破坏――孩子的爷爷获知自己的长子已经离婚,他唯一的孙子的监护人不是他的儿子。这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心里,等于失去了他的孙子。七十多岁的老人,生命中还剩下了什么?属于自己的柴薪已经燃尽。一堆灰烬,所幸旁边有属于自己的一株嫩芽――这是他最后的体重。吴刚说,我爸还哭了。他说他爸哭了时,他还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一下。我们的笑,是成年人笑孩子。
   我笑完了,这事没能随着我笑容消失。接下来,被转述的老人的哭滞留在我的眼前不肯破碎,它在我的眼前完整着,很清晰。我想它是有来头的,果然,它悄然摧毁了我的平静。我的平静无法建立在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的哭声之上。我想我得解决这个隐患,得把硌着我的石头搬走。这块石头就在我的床垫下面,形如一粒豌豆。不为别人,为我未来的平静,为我的睡眠畅通无阻。
   还有7天就过年那天,我找到了送走老人哭声的办法。我找到吴刚,说把孩子送回老家,跟他爷爷一起过个年吧。可以住一个月,这样可以让他明白他并未失去他的孙子。吴刚说,你想干啥?连孩子都送走?我没想到他不知感谢,却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私生活上。我大笑―再笑。我说这下你可管不着啦!你可真管不着了啊!
  孩子是块止痛膏。止痛膏有一块。需要这块膏药的人至少两个。我需要,孩子的爷爷更需要。我比一个老人抵抗疼痛的能力要强十倍。我年富力强,手术可以不用麻药。
  接下来如果都是平常日子,那是不足以做记录的。几天后,在我的身后,春节如一个陡坡向我逼近。
   写了一篇小说,帮助我不辨晨昏地度过了几天。在篇尾画个句号,我就站到了除夕的早上,站到现实的早上。
   我的现实是明天就过年了,今天干什么?
   我决定按旧历,去年今天干什么,今年照着做。不思考、不改革。
   上午8点就有人按门铃。开门见一个老人手里一叠财神。他拿起上面那张递给我,我回身找到一些零钱给他。
   关上门后,我仍站在门口,手里拎着那张印着红色财神的塑料纸。我不知道该把他放在哪里。结婚13年,我没有请过财神。在墙上贴一张财神像,足以让我害羞。首先是我不信,然后是发现自己跟财神没有知心话要说。他的话语系统,跟我的话语系统交叉很少。或者,我对财富的喜爱还达不到崇拜的高度。我的态度对他是不敬的。我是比较玩世的,有则有,没有不求。一箪食,一瓢饮,差不多就行了。但是今年,送到门口,是不能拒绝的。不能拒绝的除了纸上的财神,还有手捧财神的那个人。他已经很老了。他要送完这些财神才能攒够过一个年的经费。这可是个悖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送财神的。一定是老无所依,困苦难当;再就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但谁能彻底?
   我拎着财神,视角是从门向客厅。我的目光主要在墙上。这时我发现,我的墙上的空白是大面积的。这个客厅的面积有40多平方米,因此墙的面积也随之增大。墙上几乎没有什么,都是沉默的留白。在一面大面积的白墙上,贴一张红色财神,让那一点艳红破坏一面白墙坚守了十几年的清醒,从而改变它的精神方向。我不会那么做。那样墙会嘲笑我。墙会问,这是我等的结局?说到底,我虽然在这个特殊的早上在很多因素的作用下接纳了一张财神,但在我的住所里,仍然找不到对应财神的座位。我没有为他准备坐椅,或一直不曾想到他有一天会来。他是个突然来访的陌生人,是不速之客。但是,今天,我是必须要给他找个安身之所的。他不能在我的手里老这么悬空着。我的手,是个繁忙的客栈。来了、停靠、过去。我的手不是任何东西的家。
   最后我把财神贴在了房门后的墙上,鞋柜隔成的门厅。那块墙有3平方米吧。把财神放在门后是不敬的。可我本不敬。贴在墙上的高处已经是我的历史首次。他对人不是一个尺度。虔诚的,他就脾气大;遇到像我这种人,他也就不说什么了。他坐在那里,我看他并未皱眉,笑容一如从前。手里捧的金银,不比别人家的少。想想他也是个好人哪。
   安顿完财神,我抓过钱包。得准备至少5天的食物。得有过年的必须食品。要有糖果、年糕、鲜花、鱼、肉馅、水果……
  超市里四处是人的漩涡。购物车左右相接,像卡丁车前后左右相撞,几乎寸步难行。耗时两个多,把要卖的买齐,到收银口又是长队……
   回到住所大门口,是吴刚送来的烟花爆竹。也不知道送点好吃的,我什么时候喜欢这些东西。他送人礼物从来是从自己喜好出发。这个笨蛋啊!
  已经是下午,夜晚马上就要来临。在天黑之前要紧的是要打扫一下房屋、在门上贴对联、在墙上贴福字、在一些有横梁的地方挂上纸灯笼、连年有鱼、在阳台挂上安灯泡的红灯笼……这些上上下下的活,往年都是吴刚的分内工作,今年重担落我肩上。我是没有经验的,但不至于束手无策。
   在这些工作里,贴对联要到房门的外面去。房门之外,是楼梯间。楼梯间是有边界的公共空间。只要是公共空间,就会遇到别人的。遇到别人对我是个打击。在门上贴对联,是男人的工作。此时女人在厨房呢。一个女人踩着个矮凳子,动作夸张地往门楣上贴对联的横批,一望可知这家男人不在。而一年四季,哪一天男人都可以不在,唯独今天,男人则必须在。必须在他就必然出现在贴对联的现场。如果这个现场出现的是个穿毛衣紧身裤的女人,那么谁见了都会明白,这家的男人不存在。
   怕什么就会遇到什么。隔壁铁门一响,人家的男人出来了。手里拎着红对联,手背上贴着断好的胶带。在楼梯上遇到多次。打招呼,不停留。他先过来看我差不多已经贴好的对联上的词。他说我家的比他家的词好。我说大同小异,都一样。我倒不担心被他提问那个问题。他是个生意人,整天跟人打交道,整天跟人的心理活动打交道。我在他的注目下贴好了横批。我的横批是:普天同庆。贴好横批这项工作就做完了。从凳子上下来,急忙进屋也是不好的。我得在那个对我极为不利的公共空间停留一下,刻意停留。这是我的性格和一贯作风。面对不利环境,不是快速地逃走。心里知道要快速离开,但在行动上,要把气沉住,不能让任何人看出破绽。我得把一个事故现场处理得干净利索,然后再环视一周才能撤离。我时刻维持自己在任何场所的尊严。尊严就是拒绝怜悯。拒绝怜悯就是从容不迫。我不给一切扑向我的怜悯可乘之机。我向右迈一步就是他家的大门。我开始阅读他家的对联:上联、下联。我等他的横批。我必须等到他把横批发表在门楣上,读上一遍,然后再说两句无关紧要的话,这时候,我就觉得差不多了,什么都顺下来了,没有倒戗着的部分。我拉开门回到房间,才顺风顺水,脚下没有磕绊。
   回到屋内,我看见我的家里已经是过年的样子。同去年以及从前的任何一年相似了:金色老鼠被我贴墙上了;福字大头朝下着;灯笼闭着眼睛;一串纸鱼从上面垂下来。
   过年至少需要一条鱼。这是祖制。这些年,我的写作再先锋前卫,但在日常上遵守祖先规则。如果把祖先的规矩、禁忌删除,那么生活还剩下什么?新的在哪里?什么是新?新如何进入日常?新需要时光做旧。
   接下来我要进入厨房。要备下一桌年夜饭。一个人的年夜饭如何备,这是一个新课题。结婚第一年我备的是二人餐。第二年就是三人的了。然后持续十几年一直是三人餐。今年本应是二人餐,从三到二有坡度但较缓;我的处境是从三到一,坡度陡增。我是自愿把自己从缓坡移至陡坡之上的。没害怕没后悔也没余地后退。心里有些兴奋,这从未经历的我要经历,我要从陡坡上往下翻滚一次,看看如何?
   不能做太多的菜,但有几种食品是必须要吃的。年夜饭上的食品,几乎每一种都含隐喻和象征。先说鱼,母亲在世时反复强调过年吃鱼的重要意义,因此我无法不重视鱼。鱼谐音余。余,剩余。使接下来的生活有缓冲,有后退余地。余使生活从容不迫,余可进可退,余是后院的粮仓。余是多么重要啊!吃鱼是多么必须啊!今年我给自己准备的是鲤鱼。就是曾经跃上过龙门的那种鱼。我年年都选择鲤鱼。若干年前的那条鲤鱼,曾在我面前的油锅里做惊人表演。它从油锅里一跃而起,有半米高。这样一次不足为奇,几秒钟后,它又一跃而起,仍是那么高。这时我开始害怕,已经不知该怎么办,就在我僵住的时候,它已经两面金黄,这样的一条熟鱼,又一次从锅里高高跳起,未等它降落我就已经惊叫着逃走,我站在走廊里不敢进厨房。那条鱼的举动已经远远超出了鱼死后神经力量的范畴。那是神力,足以惊吓我。那条鱼一定有来历。几分钟后,我才敢慢慢靠近那个已经被我关了火的锅。我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走。我对里面不动的鱼说,你怎么不告诉我?如果我知道,我会把你放生的。那鱼再没动,也没有回答我。它不说它是谁?来自哪里?
   饺子馅是牛肉和青椒。包饺子我十分熟练。一分钟我能包好12个。5秒钟一个。我的手指长而灵活。适合绣花、抚琴,写字、打牌……
   夜晚已经来临。外面鞭炮和烟花的轰响远近错落。光影在窗子上东边绿闪一下,西边红闪一下。外面正一步一步走向沸腾。
   把饺子煮好,先盛一盘放父母遗像前。给父亲倒一杯白酒,用很小的那种玻璃杯;给母亲倒一杯红酒,用很大的高脚杯。筷子是新买的,饺子冒热气。透过水汽,我看见父母的脸,目光,这时我知道,我哪是一个人在过年啊!父母一直在这里啊……
   从父母面前转身,我就面对2007年的最后时刻。再过半个小时,就进入2008年。外面的声响已经连成一片,如藤蔓植物进入了夏季。鞭炮的声响如煮开花的米,连成粥。窗子上的玻璃如同水粉画布。外面的世界,普天同庆。迎接新年的仪式,盛大、响亮、色彩艳丽。
   剩下的30分钟,我必须做一件事情:放一挂鞭炮。过年放鞭炮的意义早已确立,这件事不能省略。我的新年要从一挂鞭炮的炸响中开始。那些火光和声响对于人生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我的新年是重要的。我从来都是从鞭炮的炸响中开始新年的。外面的声响震天,但那些声响都各有归属。没有公共的。就像街上跑着大群的孩子,你不能抱起来一个就回家。鞭炮的声响在听觉上是共享的,但在意义上是私有的。那些连绵起伏的声响,没有一粒是为我的,没有一段擦过我的新年。我必须燃放自己的鞭炮,我必须点燃我的新年仪式!
  贴对联逼我走入走廊那个公共空间,而燃放鞭炮必须得下楼了。楼下,那是更开阔的空间,那是广阔的公共空间。我会遇到很多人,会遇到正在放烟花的男人和儿童。我不大可能遇到女人。我知道我是唯一自己燃放鞭炮的女人。
   我拎起一挂50000响的鞭炮就往楼下跑。碰上邻居楼下的男人已经完成任务上楼。他说,刚下去啊?我脚步不停,不减速,我说,啊,来得及。
   院子很大,所有的汽车都像受到惊吓的动物在惊叫。不远处一个男人在教他的小孩点烟花。孩子很小,烟花很小。他们的烟花不能升上高空,只能在地上闪烁,成为一棵闪光的小树。前后左右,有很多人都在将明亮的或喧响的玩具引燃――把那些包在纸里的火放出来。大家都不说话,也听不见说话。所有的私人劳动汇成一个集体庆典。
  我把长龙一样的鞭炮平铺在地上,我铺的不是很直,有点蜿蜒。点燃一根烟,狠吸一口,把火移向火捻,让它们轻轻触碰。向后,快速向后,它不给我慢走的时间。它逼迫我跑。身后,关于我的新年的声音开始了。它压住了所有的声音。我的耳朵里,完全是我制造的声音。它们炸开,在地面滚动,为我打开一大片空间。我看见那些声音在缓慢前进,红色纸花在声音的犁后翻开,像那条火龙正在翻身。等到最后一声响从空中落下来,我往楼上跑。剩下几分钟了,我得吃饺子,吃鱼。这是最容易的事情了。今天最困难的工作我已经出色地完成了。
  
  谁在身后
  
   那是个好记的日子。从年到月到日都是有标记的。2000年腊月二十三日。2000是个多整齐的数啊。个位、十位、百位同时归零,像城下站成方阵的队列。一千年才能这样干净一次。一千年才凑成这么个整数。一千年才能布成这样的阵列。而腊月是一年中最后一个月,中原及江南的梅花就在这月开放了。二十三似乎零碎,但是它要加上的那个数并不随便。它是7。7是距新年倒数第7天。倒数第7天是小年。小年是个仪式。幼年在乡下老家这天要打扫房屋和庭院。那种打扫有别于平日的每一次。小年的打扫惊天动地,扫帚要接上一个长木棍,以够到平日无需够到的高度。那些高枕无忧的灰尘,像草本植物一样,寿命是一年。打扫之后开始就进入过年状态。过年不能是突然的,过年得有引桥。从腊月二十三到除夕这7天都是走入新年的引桥。一天一天循序渐进――二十七把鸡杀,二十八把面发……
  我选择了这个日子。选择了这个迈向新年的第一个桥墩。我在日历上打的标记是个圆圈。再填几笔就成了一只轮胎。从军营尉官宿舍搬入市井私宅的时刻就此确认,不再更改。
   姐姐的电话是头一天打来的。她告诉我搬家的禁忌,具体易于遵从。我理解的这个电话不是从姐姐的乡间别墅中打来,它不仅仅从郊区行50公里,越过水稻田和杨树,它从远古打来,在姐姐的如画住所稍事休息,然后就飞跃参差的水泥建筑,准确地找到了我。我知道这个声音的来处,知道每个字不需要理解,只要遵从。那些语句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和路程,句子不断丢失在道路上。当它抵达我的身边的时候,说明和注解已经不在了。我对姐姐说,我知道啦。
   上午9点,吴连长率领他的籍贯遍布大江南北的士兵,把车就装好了。我们用的是战争年代往前线运送军火和士兵的大卡车。我的被褥、衣服、床垫和衣柜将一辆这样的车装满了。小狗虞美人在两个包裹的空隙找到了一处背风的地方。它卧在我的被子上。被子上有我的气味,有它的气味。这样不管车开到什么地方,只要守住那丝气味,它就等于没有移动。它也许并不聪明,但它知道抱住什么不放。
  军营在城西,新住所在城东。军营的房子是2楼,新房子是7楼。我们的移动其实一直是在空中。如果不遇塞车,一小时能到了。
   我和吴连长并列坐在驾驶室里,7名士兵站在敞篷的后箱里。他们没有带武器,但军装整齐,押运着我的花花绿绿的家具。我们的车从闹市中驶过,应该是比较好看的。家具和军车两种完全对立冲突的东西组装在一起,然后向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前进。
   我抓住这个空闲,向身边的吴连长传达姐姐的教导。在姐姐的指教中,有一项内容我不能独立完成,需要他的参与。
   姐姐说,搬家时,家里的人(所有人)要先于搬家公司的人进入新房。至于为什么,姐姐没说,我也没问。我隐隐觉得我知道为什么。无需说清。我的家里的人,是包括吴连长的,而且他还是主要的家里人。他甚至比我主要。户籍上他坐在上位,不容我商量。在户籍上,我们家的秩序是这样的:吴连长、我、孩子。虞美人上不了户籍,但它可以一跃就上了我的床,与吴连长争半臂江山。因此它从不自卑。它还跟孩子争食物,每次它都拿到了它想要的。吴连长总结说,它咋就不知道自己是狗呢?吴连长想歧视狗。但在我的势力范围里,狗的地位不低于人。现在吴连长向我侧目,说你咋那么迷信?我哪有那闲工夫。你就没事闲的,我正经事还干不过来呢。他的语气和表情,都惊讶于我的幼稚和愚昧。其实他是可以随我一同遵守一个古老禁忌的,但他的头脑已经被彻底打扫过,他已经一尘不染。他惊讶于我的灰尘。惊讶于一把扫帚的疏漏。我看出他不是拒绝这件事本身,他是拒绝一种生活态度。他也意识到了对这件事持什么态度已经超越了这件事本身。我与他针对此事的争执,已经上升到了观念和意识形态。这事只是个由头,我们迅速就抵达各自的高度,开始了两军对垒。他怎么肯输?我怎么肯输?他拒绝我就是捍卫人生观。在这样的人生观面前,我多次攻打失败。我触到坚硬冰冷的城墙,我考虑我拼死进攻是否还有意义。我最后说,那你别怪我没告诉你,在我身后进去的是别的男人是不吉利的。说完我就抱着孩子下车了。我从吴连长的城墙下撤军,带走了他的长子做人质。我把备好的一挂鞭炮交给一个叫小豪的士兵,让他点燃。放鞭炮也是姐姐电话中交代的。吴连长也拒绝了这件事。我看见士兵已经在把家具扛在肩上。我听见密集的爆炸声在我身后连成一片。我跑过去,快速打开单元铁门,用一块砖塞在门下。我听到脚步声走来,我抓起孩子的手快速向楼上跑。孩子只有5岁,他的腿没有楼梯的间距高,为提高速度,我必须要抱着他。我的住所在7楼。没有电梯。有至少100个台阶。孩子有50斤。我不知紧跟身后的士兵肩上扛的是什么,有多重。我必须要走在前面,我不能说出。我不能让身后的士兵慢点走。我心里的秘密不能告诉陌生人。除了负重我还紧张。我怕后面的人赶上我,并超过我。如果他追上来我是必须得给他让路的,人家在为我搬家啊!人家扛着我的很重的东西。而我不能说,你慢点。
  我身后都是身手敏捷的士兵,他们平时都是怎么训练的我不光知道而且目睹。扛上50斤或100斤,爬楼梯,其速度一定超过我。我的优势是起跑时我抢跑了几秒。我的另一个优势是我知道这是个比赛,而他们不知道,他们有可能不使用速度。他们不知道已经被裹挟进一个竞赛里。但我仍然紧张。我手中的孩子,只有5岁。他的腿还没有楼梯的间距高。要想提高速度,我就得抱着他。这样我就和我身后的士兵一样是负重的。我的优势在我抱起50斤重的孩子后突然没有了。
   到第三层的时候我就开始出汗,然后我感到内衣湿了。我的棉衣里突然升温开始冒热气。后面的脚步杂乱,密集,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我的身后。在这逼向我的脚步里,我知道没有我的丈夫。他不会扛那些东西。在士兵面前,他总是站得笔直,说出的话句句都是命令。他总是在我陷入困境的时候不在场。他看不见我的困境,看不见我的敌人,就算他想帮我,他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我没有助手和依靠。我总是在我自己打开的战场里孤军奋战。我随时给自己打开一个战场,在对面摆设好我的敌人。一切准备就绪,我开始战斗。往往,我是打第一枪的那支军队。在我需要增援的时候,他若能火速赶来,不质疑我的行为,与我共同面对比我强大的敌人,那么他将成为我的战友。遗憾的是在我陷入绝境的时候,他的身影不曾出现过。我总是一个人从硝烟散尽的战场走回来。我脸上的烟灰,腿上的伤,他都是看不见的。在他面前,我是个隐身人。他怎么也不算是我的敌人,但也不是我的兄弟。他形迹可疑,面目模糊,活动在我的阵地之外,始终是个旁观者。一开始,他是我的后方医院,后来,他的常用药失效,针对我的包扎荒唐可笑。我伤了腿,他会包扎我的手指。后来我终于知道,他看不见我的伤口,看不见我的血!他看见了血,却找不到血是从哪里流出来的。而他是无辜的,对他怨恨是肤浅的。
   我的内衣一定是湿透了。我看一眼墙上的数字,我已经到了6楼。6这个数字陡然鼓励了我。一万米的最后一圈是要加速度的。我开始加速,身后的脚步也开始加速。6不仅仅给我一个人鼓励。此时,我的心已经安定,我不会让谁超过我。我有力气把第一坚持到最后。
   几秒钟后我的脚终于踏进了房门,落在了镜子一样的地板上。第一个踏进新房子的人是我。然后我放下怀里的孩子。他的很小的脚也踩在了地板上。我们家一共有6只脚,现在有三分之二只脚稳稳地站在了自己的房子里。只能这样了,我的影响力只能施加在这4只脚上。另外两只,它的轨迹经常在我的视线之外。我控制不了它们。我想我不算单枪匹马。在这个时刻,对一所房子的占领,是用脚的多少来计算胜负的。我的脚是36号,另两只是12号。我们的脚都很小。小就是弱的。然后我快速回头。在这100多级台阶的奔跑过程中,身后的脚步一直对我紧追不放。我无暇回头,也无需回头。谁的身后没有紧追的陌生脚步?现在,我到了目的地,我站住了,我回头看,看我和他之间的距离,看他是谁?
  我和他间距是五六个台阶。时间间距应该是6秒。他穿着作训服。肩章是列兵。18或19岁。肩上扛的是我的一箱子书。书箱子是最重的。应该比我抱着的孩子重。我看见他的头在冒热气。他对于刚才的战争浑然不觉。他不知道他制造了我的困境,他不知道我向上的每一步都是他推动的。他不知道我的速度是他逼的。他可能把追上我作为负重下的一个小游戏。而这个游戏可以减轻他肩上的重量。他还可能思绪飞回家乡,把我的背影同他的姐姐或嫂子做一番比较。或者,他能以我的衣服颜色为桥梁,将通向中学的一个女生的道路修通。总之,他在我的身后,可以浮想联翩,肩上的重量成为片羽。
   我向后退,给他留出空间,他看着光鉴的地板停在门口,我说进来吧不用脱鞋。他穿着作训鞋,鞋带系的很工整。我指给他靠墙的地方,让他放下箱子。
   他直起身,迅速拽平自己的军装,然后羞涩地笑。
   我问他老家是哪的?
   他说湖南长沙。
   我说你跑得真快。
   他说在家从小爬山。
  
  水暖工
  
  整个单元,从下到上,暖气都不热。如果一个小区都不热,那是热力公司的问题;如果一栋楼不热,那是这栋楼总阀的问题。现在是我家这个单元不热,那就是这个单元阀门的问题。而这个不热单元的排气阀在七楼,在七楼住户的厨房位置的顶棚上。这个厨房就是我家的厨房。整个一个单元供热的症结在我家的厨房里,这样我就得允许水暖工进入我的家,进入我的厨房。
   小区的那位水暖工我是认识的。我认识并不是我记得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是我认识他,因为去年我跟他发生过冲突。他给我极恶劣的印象。
   去年的冬天,供热没出现什么问题。暖气很热。别人家都没什么事,只有我家有事――位于我家厨房顶棚上的排气阀漏水。开始是一滴一滴地往下掉。我用一只塑料盆接着。水滴落的声音很好听,加上冬天室内干燥,我就允许它们这样缓慢地滴答。这种声音不影响我的生活,甚至对我的生活有益。几天后,滴水声已经很密集了,分不出个体。这种滴法,一会盆就满了。这样我就不能离开了,我要不停地倒水,不停地换盆。我被这些急促的水滴牢牢地控制住了。它们成了主人,我成了奴仆。这就改变了我的生活,这就破坏了我的生活。这就没有诗意了。我打电话给小区物业,小区物业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让我找水暖工。这个水暖工是小区物业的水暖工,他的工资是住户提供的。为住户修理水暖设施是他的工作。他应该随叫随到。想不到我叫他他却不来,他说正在忙什么,又说换个排气阀就好了。他让我自己买个排气阀,然后自己换上。听了他的话我十分吃惊。第一,换排气阀得停水,而且是很技术的活,别说我,就是一个男人也不会换。第二,暖气设备是公共设施,坏了不能由个人承担。不然住户每年交的物业费是干什么的?我在电话里愤怒地质问他。这是个无赖的主,看你不好欺负,他就老实了。他乖乖地来了。在换的过程中,出现很大规模的漏水,他没关水阀。总之他把活干得一塌糊涂。他很担心我责备他,向他索赔。水已经淹到了一块地板。我不愿意同他计较了。知道自己错就行了。看到他惶恐的样子我就原谅了他,我是个心软的人。因此,在他总算收拾完,离开我家的时候,他是对我又害怕又感谢。但是,我也不愿再见这个人了。一开始的恶劣太过了,超出了我能原谅的范围。
  排气阀偏偏在我家,在我家我就得接受修理,允许水暖工进屋。对水暖工的恶劣印象,经过了一年也没有消失。他们来了。徒工还是去年的那个。我跟他很熟,他的爱人在我家做过一段保姆。师傅却不是原来的那个了。我憎恶的那个水暖工没来。新水暖工不认识,是个年轻人,比那徒弟还要年轻。徒弟扛着铝合金梯子,师傅拎着这个工具包。我问原来的师傅呢,徒弟说,他出车祸了,半年都出不了院。
   这个排气阀的问题看来很严重,那师傅站在梯子上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外面的太阳都落山了,屋子里的光线暗下来。我打开灯,希望灯光能给他的工作提供帮助。我站在厨房门口,跟他说话。那徒弟不爱说话,师傅爱说。厨房和餐厅的灯我都打开了,但我的灯坏掉了大部分,只有一两个灯泡在坚持亮着。师傅就对徒弟说,你回去拿几个灯泡来。这样徒弟就去拿灯泡了。屋子里就剩下了我和水暖工。徒弟刚走,他就从梯子上下来了。他说修好了,让我去里屋摸摸暖气热不热。我就往卧室走,走到卧室摸暖气管子,已经热了。这时,我发觉水暖工也跟着我进了卧室,而且是紧跟在我的身后,离我不到20厘米。我陡然紧张起来。他不应该跟进来,没有必要的。我看看温度告诉他就可以了。他把徒弟调开了。我回头说热了热了,修得很好。如果他不往外走,我是出不去的,他就在我身后,把我的路口堵住了。我已经转过身来了,他还没转,僵持了一个瞬间。那是间儿童卧室,如果是我的卧室那情况会更不可测。他看出我急于从卧室出来,就也出来了。他需要一丁点支持,但是他没找到。我们就回到餐桌边坐下来。这时候,徒弟还没来。我的小狗胖墩跑了过来,他就跟小狗玩了起来。他一边摸着小狗的背,一边说,这小狗可真胖啊,我喜欢胖乎乎的小动物。我心想,他这是在说狗吗?我也是胖乎乎的呀。然后他又说,等他成家了也养一只这样的小狗。原来他还没结婚呢。他说他一个月的工资是1800元。今年29岁。总之,他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自己的年龄、婚否、收入情况就都很突然地告诉我了。然后,他又开始评价我,他说我好。就感觉我特别好。他说因为这种工作去过很多人家的,哪家的女主人也没有我给他的感觉好。说家里有什么事就找他,他什么都会修理,不光水暖,又拿出一张他的名片放餐桌上了。
  徒弟终于回来了,拿来很多灯泡。水暖工开始给我安灯泡。他先安厨房,又安餐厅,最后把客厅的也安上了。一从梯子上下来,他就打开了所有开关。所有的灯都一起亮了。我站在那么多灯的照耀下,原来我的家里是可以这样明亮的啊!
   在明亮的灯光下,水暖工开始把散落一地的工具往工具包里装;徒弟开始把那梯子折叠起来。他们这是要走了。我说喝杯水吧。他们就每人喝了一口。我又找来两包烟。徒弟不抽烟,师傅不好意思收。我把烟就塞到他胸前的衣袋里。
   他们下楼去了。我关上门,回身就撞上满屋子的耀眼灯光。
  
  我们都是木头人
  
   1998年4月4日,是我最想忘掉的日子。那天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我于早上8点多带着3岁的孩子去公共浴室洗澡。
   第二件,我的姐姐于早上5点多遇害,永远离开人世。(10年了,我不敢碰这件事。这是第一次涉及姐姐之死)
  
   现在说第一件事,说我洗澡。早上7点多我和吴连长才醒过来。那天是周日。吃完早饭,吴连长不知去向。我带上孩子去与部队一墙之隔的某大学浴池洗澡。我们部队院里的浴池小,而且都是单间的,得等着。我们很多家属都不愿意等,就发现了离得很近的那所大学的浴池很大,而且对外。
   去学校的浴池有两条路。第一条是出部队大门,向南走500米到学校大门,进学校大门往里走300米到后面的浴池。第二条路是越过学校与部队的隔离墙,走50米到学校浴池。我们部队的家属,几乎没有选择第一条路的。我也选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我们开辟出来的。隔离墙是一行小树,很密很密,成为一堵墙。我们把小树分开,就成了一个V形门。过了这个门还有障碍,是直径有1米的两条暖气管子。暖气管子离地约40厘米。小孩从管子下面钻过去,大人从管子上面走过去。过了管子基本就没有障碍了。是一个长方形菜地。菜地的垄是跟暖气管子方向一致的。走过菜地就得横跨过很多个菜垄,这也是个障碍。但如果顺着一条垄向西走10米,就到了一条铺水泥的道路上。这样,几乎所有的家属都选择顺着一条垄向西,然后走上那条正常的道路。这样,那条最顺脚的垄就被大家选择为道路,然后它就成了道路。
  那个早上我和孩子从V形门通过,又顺利地钻过了暖气管子。接下来应该往西走。我已经往西走了有5米,再走5米我就到达那条水泥道路。我走到5米的位置停了下来。我发觉孩子不在身后。从家里出来,孩子一直是跟在身后的。我的手里拿着洗澡用品,还有我们两个的换洗内衣,因此是很大的一包。我的一只手拿着这个包,另一只手拿着个很大的塑料盆。这样我的两只手都被沾满了,我就没法抱着孩子了,孩子就跟着我走。他也很愿意走,一直走得很好。有时还能走到我的前面去。走到还剩5米就到了学校院里的一条道路上时,我的孩子突然停住不走了。我回头看见他站在从暖气管子过来后的那个位置上,不肯跟着我。他的样子不是累了,是他不想选择这条向西的道路。我大声喊他,他还是站在那里不动。他也不说话,只是不再走一步。我只得退回来。孩子见我回来了,就迈开小腿,开始横跨那些菜垄。他选择向南走。向南也是能走到浴池的。但是,我们可不是第一次来这里洗澡,每次他都是无条件跟着我的。道路一直是由我来选择的。今天的情况非常怪异。
  10点多我和孩子洗完澡往家走。回来时我把孩子的洗澡盆忘在了浴池的换衣间。这样回来时我的一只手就抱着孩子。这样我们就走了早上孩子坚决不走的那条道路。我看见,在菜垄与水泥路面相接的位置,地上有几片血迹。在血迹的旁边,还有几块砖头。我没在那里停留,也没想一想地上的那些血。就算我想,也想不到,那些血与我的血来自相同的父母。
  我从那些血,也可以说是我的血旁边走过去了。过了暖气管子,过了V形门,来到部队的院里。这个位置离姐姐家近,离我家远。我住在东面,姐姐住西面。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我想去姐姐家,把这些换下来的衣服放在姐姐家洗。她家住一楼,水多。我家住2楼,有时水上不去。
  我往姐姐家走。怀里的孩子发觉我走的不是回家的方向,突然挣扎着从我的怀里下来,然后他坚决不去他姨家。他向后退,向与他姨家相反的方向退。这个只有3岁的孩子,这个一直很听话的孩子,突然在这个上午,全面反抗我。正在僵持的时候,我的丈夫吴连长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我就把孩子交给了他,我一个人拎着那些该洗的衣服,向姐姐家去了。丢了洗澡盆的事还是不知道。
   我看见姐姐家的门大开着。进去看见有两个着装警察。一个坐在姐姐家的椅子上,另一个正和姐姐的孩子在寻找什么。衣柜以及其他的柜的门都大开着。姐姐不在家。
   坐着的警察问我,你跟这家是什么关系?我说这是我姐姐家。他似乎还想问什么,这时那个在找什么的警察突然从凌乱的东西上抬起头,他看见了姐姐家的北墙。北墙上有一排挂衣服的钩子。此刻,那些钩子都空着,只有一个帽子孤零零地挂在那里。那个帽子是姐姐新买的一件短呢风衣上的。那件风衣很好看。黑色与红色条格的。那个帽子也是黑红条格的。警察看见了墙上姐姐风衣上的帽子,他直起腰说,不用找了。然后他就拿起了那个帽子。他对坐着的警察说,基本可以肯定了,这个帽子同被害人身上的衣服是一样的,而那衣服恰没有帽子。他说的声音小,但我还是听见了。这时,我的10岁的外甥终于把要找到东西找到了。那是一本姐姐家的相册。里面有姐姐的照片,有姐姐孩子的照片,有姐姐一家的照片,还有一两张我的照片。警察拿过相册,看了看,就合上了。然后,又是坐着的警察对我说,你姐姐已经在今天早上5时左右遇害了。然后又告诉我地点。
   我知道今天早上姐姐要起早去火车站送走孩子的父亲,也就是姐姐的前夫。他从外地来这里,要求与姐姐复婚。姐姐不同意。姐姐也走了我洗澡走的那条路。车站就在那所学校的门口,因此这条路近。一过暖气管子,那里很僻静。是学校的后面,是一个角落。
  
   警察找到姐姐家是费了一番周折的。他们是姐姐的刚10岁的孩子带回来的。姐姐遇害的时候我和吴连长还在睡觉。现场没有人认识姐姐。5点,都还没起床呢。姐姐被警车运走了。然后警察开始寻找被害人家属。姐姐是在那所大学的院子里被害的,他们就把重点放在了那所学校。结果他们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在那里。后来,一个警察发现了那条我们洗澡的道路,他顺着道路就来到了我们部队的院子。这时候就已经9点多钟了。这时我和孩子已经在浴室里。姐姐的孩子自己起床了,看见家里没人就到院子里玩去了。
   过了V形门的警察走着走着他发觉自己被一群七八岁的孩子围住了。再一细看,不是孩子围住了自己,而是自己闯入了孩子们的一个游戏之中。他的身前身后都是孩子,他们头上冒着热气,有的在飞跑,有的则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他看明白了,这个游戏叫“木头人”,自己小时候也玩过。看那样子,20年之后,游戏规则并未被大幅度地篡改。他不费力就可立即加入到游戏之中去。
   这时,一个大约8岁左右的肤色很白、头发黑油油的男孩,跑到了他的脚前尖,突然被另一个细高的孩子从后面拍成了"木头人"。白色男孩很守规则地站在他的脚前尖,等待同伴来救他,等待着起死回生的机会。
   警察低头弯腰,问木头人男孩:小伙儿,你姓啥?木头人不但不许动,而且是不许说话的。其实这是一个死亡游戏。死就得有个死样子,你见过死人说话吗?因此木头人男孩并未马上回答。但他看清提问者是大人,而且在游戏之外,因此就可以回答:姓张。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张子强。”
   这时,木头人男孩被历尽艰险的同伙拍成了活人。他立刻飞跑起来。他也许不可能马上就有目的,但你只要活了,就必须飞跑。立刻就会有人追上来,意欲置你于死地。因此,飞跑就目的明朗了:逃生。死了的同伙在拼命招手,于是一边逃,一边顺手搭救别人。救人不拍后背,而是拍手。救人是个英雄行为,因此从正面。在这个游戏里,后背是个死穴。只要被拍到了后背,你就死了。我姐姐的死穴则在头部。她的后背则紧贴着大地。可能姐姐的死穴也是后背,只是被她死死地护住了。那么用砖头击打头部,若以这个游戏规则看,那这实际上是个犯规动作。
  警察想抓住那个男孩,但男孩此时是活人,正在为活着而拼命地奔跑。他早已跑进游戏的深处,不是那么好抓的。警察也只好跑了两步,斜着插入孩子的游戏里,伸手抓住了男孩。
   “带我去你家。”
   男孩回头跟另一个显然是同伙说“告假。我一会儿就回来”。
   警察心里被孩子的话搅动,酸楚浮上来。他想这个孩子可能回不来了。他的快乐童年游戏可能在今天结束了。
  “把你家的影集给叔叔找出来”。警察一进门就说。在孩子拉开柜子门,寻找他们家的影集的时候,他的眼睛一下子盯住了西墙。一排挂衣服的衣帽钩上,孤零零地挂着一个风衣的帽子。帽子是黑色、红色相间的方格子。薄呢质料。帽子原来在这里!这件风衣由两部分组成:帽子、衣服。衣服在哪里呢?这个他知道,就在今晨发生的命案的遇害者的身上。他把目光从帽子上移开,落到还在努力寻找影集的孩子的小小的后背上。现在,孩子的后背,完全暴露着,没有一丝警觉。警察看到,有一只手,拍到了这个毫无防备的后背上。
  
   在现场,警察从姐姐的短呢风衣里找到了一张写着绿色印刷体字的医院用药收据。上面有一个男人的名字:张子强。时间是昨天晚上的。这就是说,遇害者昨天晚上还跟一个叫张子强的去过本市的中心医院,买了148元的药。
  那些药都是我经手买的。昨天晚上,我和姐姐还有吴连长曾奋力挽救了张子强的生命。
  
  离婚彩妆
  
   2007年8月15日,这个日子是我选的。13年前,结婚的日子――12月26日――也是我选的。
   我爱选日子。坐在沙发上,手指和眼睛一同翻阅日历,将一个日子从大海中打捞出来,强加给它意义,让它属于我。这一过程是智力劳动。除这项智力劳动外,还有一项体力活――上街寻找离婚办事处。我们这可是头一次离婚,不知该如何操作,但知道不能一路走一路打听。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在哪条街哪幢楼前挂着这样的牌子。后来我想明白了:离婚是阴暗面,在城市的正面是找不到的,它该在城市的背面。
   我把寻找这个背面的任务布置给了我丈夫吴先生。吴先生不爱去。他的意思是,既然你的离婚热情这么高,那你去找。我说既然你同意了,就不能计较谁高谁低。那这事就得两个人合作。合作就要分工,分工就是我选日子你找地方。我又进一步阐述选日子这活并不轻巧:你不惜8年抵抗,我不惜8年夺取。我们为一件事的两个方向耗尽了青春。如果原来我们是一个国家,那么我们就要分裂成两个国家啦!以前你是国家元首,以后我也是了。以后我们互派大使,建立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那么得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才与我们各自付出的劳动和汗水匹配?风俗不支持离婚仪式也就罢了,但是,在我们的心里要有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你说我说得有道理吗?
   他说我说得有道理。
   然后我们带着任务分头行动。
   8月15日是两天以后,早上8点半吴先生就到了楼下。他按门铃说格致女士可以下楼了。我说等一会儿,妆没化好呢。他说又不是赴宴,化什么妆?听他这样说,知道问题的严重,他对离婚的认识还是没提高上来。他认为去跟一帮人吃顿饭比离婚更重要。一个不能以庄严的态度对待离婚的人,其人生观、生活态度都是可疑的。我对着门上的对讲机,从7层楼的高处又给他上了一课。他说你快点,完了还有事呢。看来我所有的教导没起作用,他竟然没有用一个整天来离婚。一直被我重视的离婚只是他一天要处理的事件中的一件。他可能跟领导说,我请一小时假,出去离一下婚,一会儿就回来。
   我怎么办呢?我反抗。我就不快点。认真、重视,是建立在慢的基础上的。
   我要化一个精致的妆!
   回到镜子前,继续涂粉底的工作。我用的是欧泊莱。粉底是10号,呈棕色。我认为最好的肤色是蜜色。我致力于借助粉底把我的黄色改良成蜜色。当我的脸与玻璃瓶里的泥状物调和后,事儿还没完。可以说仅仅是打好了地基。“涂粉底后必须涂粉”。这句警告来自我的北京女友。此前,我真不用粉。我怕那东西,用不好的后果十分可怕。女友陪我在商场里买粉。她说:要信任高档化妆品。我的化妆技术及观念都是在这位女友的粗暴干涉下步入现代文明的。用了粉后才知道它的巨大作用。那些细微的颗粒能把一张亮光的脸变成亚光的。像一柄剑插入了剑鞘。亚光容易与周围调和。亚光含蓄,可进可退。
   打好粉后,就得着手把五官从粉末中一一打捞上来。
   首先我搭救我的眉毛。它们挣扎着,像两垄被水淹了的禾苗。镜子里我的眉毛基础很好。它好在色深,好在数量多,支持形状向任何方向转变。已经很黑了,还是涂了灰色眉粉。我发现眉粉的意义不仅是增色,还能使之柔和;然后是眼睛:眼线、眼影。关键是在眼角眉梢下涂出一片高光。这样眼部就呈现高低起落。有高岗、有山坡、有深谷、有水洼,像一块风水宝地。这样的所在,看一眼是看不全面的,需要一个停留。有个男人就曾说,他不是被我的文章而是被我的眼睛迷住啦。我想他是被我施工后的眼睛迷惑的。那就可以说他是被我的技术迷惑的。同样一块野地,冬天简单、薄而少;夏天就繁复,多而重。化妆就是把脸从冬天移往夏天。从平白移往深奥,从懂移向不懂,从梗概移向细节层出不穷;下面是唇。我认为唇是性器官,应该遮起来。唇长在脸上,长在上面,长在正面,是不合适的。乳房不色情,还要裹在织物的下面,而说不清楚的唇却同眼睛放在一个平面上。但是,我无法移动我的唇,无法把它藏到腋下。我在习惯中把它涂成珊瑚色。我在用颜料催熟它。这样的想法一出现,我涂口红的动作就鬼鬼祟祟了,我回头看了一眼房门;最后是腮红。从腮的中部向两鬓斜扫过去,这是传统样式。打腮红也禁不住推敲。腮红是虚构女人害羞的红晕。红晕是心事像鸟一样从心里飞出来,在腮上留下的倒影。没有红晕,就是没有心事,或心事飞不出来。腮红是一个谎言。是撒谎说心里有鸟,并且有激情让那鸟飞出来啦!
   我的妆化完了。我改变了眼部的风水,创造了鸟的飞翔姿态。
   盛装面对平常生活,如果缺少生活热情,是做不到的。这种行为是最应该被表扬的。
   等我把我的人生观用颜料在脸上布置好,楼下除了8月的太阳还在那里,吴先生已经不在那里了。
   他变卦啦?在我把脸从冬天移往夏天的时候?
   他不离啦?在我发现了唇的复杂性?
   这回轮到我等他。他等我是等我把人生观颜色化;我等他则内容不详。
   10点半,吴先生再度出现了。我快速上了他的开着冷气的车。我不知道脸悬浮在30度高温里一个多小时以后已经成了什么样。我感到脸像一碗冰糕在融化。我的人生观啥样了?我的红色小鸟咋样啦?它可是粉末的,也就是泥土的,泥土是怕水的。于是我把脸转向吴先生。他一边启动汽车,一边抓紧时间看了我一眼,他的点评夹在发动机的转动里:像个妖精!
   妖精这个词我不反感它,我甚至有点喜欢它。我渐渐发现“妖精”这种动物其智商、情商比人类要高。妖有俗人没有的对付生存困境的本领。妖精总是有能力有办法。什么困难能难住一个妖精呢?普通的妖就不得了,妖精是妖里的优秀分子。妖精全是雌性的。雌性体能弱,就在发展智力上下工夫。智力一超过人的局限,就成妖成精了。妖精是女人中的精华。妖精会化妆。她们哪像我这么一笔一画地,她们心里想什么自己就成了什么,人家不用劳动。吴先生这是赞美我长得好看呢,他还无意间肯定了我的智商。
   这是13年后,我对妖精这个词的深入认读。这个词语像条鱼,它逆流而上,瞬间回到它的出生地――1993年12月26日。那天的妆是美容院化的。她们的用料和技术跟13年后的我是不能比的。那时我不会化妆,那时全国人们的美容技术还很农业。那天早上8点半,我和吴连长并排坐在一辆借来的奥迪车里。开车的是吴的战友加老乡。他已转业到了市政府。我的头发被扎成一个高高的髻,一支粉色绢花从发髻的一侧垂下来。我的胸前抱着一束红色的塑料玫瑰。我看了几眼车外正在下雪的城市街道,就转回头来,就我的脸和头发征求新郎吴连长的意见。他侧过脸,看了两三眼,然后苦笑,然后“妖精”这个词就诞生了。在我和吴之间,最先诞生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个词语。这个词语的年龄比我的孩子大一岁。它13岁。什么都懂,是个少年。
   一开始,我不喜欢这个词。认为这是个贬义词,坏女人才用妖精去形容。我很为这个出身不好的词是用来形容我的而生气。那时我年轻,手很细嫩,不愿去碰那些有刺、形状不规则的词语。十几年来,吴连长固执地使用这个词语,使这个词从一个野生小兽,变成了我们家温良的家畜。它悄悄在我家住下了。时间长了我就开始喜欢它了。它像只小猫小狗似的能不声不响地安慰我了。
   13年后,8月16日的上午,当我和吴刚吴警官并排坐在一辆蓝盾标志的警车里,这个词突然被他说出来,我有不祥之感。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的,生命是以死亡为前提的。我突然感到“妖精”这个词要死了。跟了我13年的一个毛茸茸的一个词语刚刚死去了!
   他会让这个词转世吗?像细菌找到一个新宿主?
   再往下活,我会突然遇到哪个词?是一个什么样的词语等在我的路边?陌生的、熟悉的?再一个13年,也就够长了。会是一个什么词语陪我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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