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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李浩教授是我的老师。   他的治学方向是唐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出版的主要学术著述有《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唐代园林别业考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唐诗的美学阐释》(安徽大学出版社)。这些书出版后反响很好,被学界赞为有新拓之功。我们两家的住处相距不到一百步,经常是抬头能见,低着头也能碰见。李浩老师平日里言辞少,但待人和蔼包涵,对我也偏多鼓励抬爱。有新书出炉总会给我一册,我读过他的关中士族文学研究和唐园林考录的书之后,得益很大。就建议他给《美文》也写一些,他尊重我的意见,由我选了和当下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这组文章,并自作主张以“水土、风气与人文”为题。
  唐代是中国史的至高点,研究至高点的文学与文化,由地域和家族入手,在我这个念书少的人看来是新的视点,应该在已成的学术经验之外吧。中国的文学史粗看起来是一条大河,但往细里看有点像庄稼,是一块地、一块地的依地势生长,靠地力存活。一个作家写出了名气,被皇帝招进京城,他还是解不开家乡的情结,一旦解开了,这个人的艺术生命也就停止了。中国作家似乎一直绕不过寻求解脱又无法解脱的“地域情结”的宿命。这有点像跳高比赛,最后是以落杆、以失败站在冠军台上。
  我爱看李浩老师的书,不是感兴趣他的表述方式,而是喜欢他的治学问方法。中国的老百姓有两句俗话。一句叫“十里不同俗”,我们的文化差异是近距离的。另一句是“喝一条河里的水长大的”,文化间既有差异又有着血肉联系,是在一个大背景之内的差异,因而要研究清楚中国的文化须要用中国的方法,吃饺子不宜用叉子,用西方的洋器械可能顺手但不顺嘴。
  至于说到念书,我从不去硬念,像在街头看美人,万头攒动中只在乎相中的那一张脸。苏东坡说,要写出一流的大文章,要背熟三本书:《孟子》、《庄子》、《史记》。金圣叹眼里的好书是六本:《庄子》、《史记》、《离骚》、《水浒传》、《杜甫律诗》、《西厢记》。两位先贤开的书单其实相差不多,只是金圣叹增了情和侠气。如果同意他们两位的看法,那么你的读书水平就停在宋清两朝,因为他们是基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认识。如果你觉着还有些欠缺,你就需要考虑你的生活里还缺乏着什么。我们经常使用“世界在发展”这个概念,世界在发展,不是地球变大了,而是人心在多极化,多元化,在往细里走,在往深里去。在越来越精深的大趋势里,选择一条治学的通途是需要不凡的眼力和水平的。我的老师李浩有这个水平,我心为此而虚荣。
  《水土、风气与人文》四篇文章是他最近的心得。如同他治学问在学术经验之外一样,他写文章也在写作的经验之外。他写散文不因循散文的套路,但他是深谙散文套路的,他的诗学研究著作《唐诗的美学阐释》,使用的表述方式基本上是散文化的,在深入浅出之列。我做散文编辑这么多年了,越做越觉得现当代的散文写作,实在也没有什么太成功的套路,要是有人肯编一本“当代散文基本写法”一类的书,纵是水平再高的人,恐怕也编不出太高的水平来,因为已有的散文写作经验过于有限。工厂里的人讲技术革新,写作的人讲创新,这个新所指的就是要走出已有的经验。
  李浩老师的文章和他的治学研究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问题意识”。多年前,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被专家组全票评为优等,其中有这样一段评价,“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善于从大量原始文献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尤能从无疑处质疑,廓清许多积非成‘是’之点。如对陈寅恪先生观点的误读,‘以诗赋取士’的曲解等。”我们常说当下散文写作缺乏当下意识,什么是当下意识?我的简单理解是在当下社会生活中发现并澄清有碍进步的或背离大道的东西。
  高见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什么是高见?不是高个子人所看见的,也不是在高绝处见到的。前几天电视上公布了几张我们中国人自己拍摄的月球表面的照片,虽说跑到太空那么高,又是用了高明的机器拍回来的,但目前还不能叫高见,因为照片上的东西究竟包含着什么,还有待科学家进一步弄清楚。高见是个很实际的词,是在寻常生活里发现的不太寻常的东西,不仅要有发现,也要进一步澄清。但若能在不寻常中去找出不寻常当然是更好的事,比如探月这码事,但普通人不太方便办到,从这个角度说,李浩这组文章是包含着高见的。但散文又不能总这样写,作者累,也累读者,还要有金圣叹情和侠的一面。最后这句话,权做给老师上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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