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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19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张平 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东语系硕士。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终身教授,出版专著三部,主要从事与犹太学相关的翻译和研究。      以色列有多危险
  
  事例一:有一年某中国公司的一位经理来以色列谈生意。此公不会讲英语,却单身成行。我的太太被请去做他的翻译。闲谈间太太问他为何不从国内带个翻译来,他说别提了,国内公司里的人都是谈以色变,没一个敢跟他来。他到香港分公司去拉人,不但遭到拒绝,而且那些雇员宣称如果他强制他们来以色列的话,他们将上法庭打官司。
  事例二:某年中国某京剧代表团来以演出,中文媒体将他们俨然描写成了从容赴难,大义就死的英雄豪杰。而他们自己显然也把自己的以色列之行看得悲壮无比,甚至在出国前写好了遗书。
  事例三:几年前携妻去加拿大的一所大学访问,蒙主人盛情招待午宴。席间说起系里的另外一位教授因故不能赴席,嘱托系主任向“两位来自以色列的勇敢的中国教授”转达他的问候。
  如此等等。
  居以十二年,我见过的类似事例不计其数。我自己无论是回国还是游览欧美,只要说起定居在以色列,最常遇见的目光不是看见了疯子般的惊慌就是对垂死者的无限同情,两者都让我觉得既好气又好笑。
  在这些人眼里,以色列无疑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之一,这有每天电视里的血腥画面为证。我以为电视误人,莫此为甚。电视的特点在于长于事实短于分析。你在电视里看见的大多是事实,这不错,但即使是在电视技术发达的今天,能眼见为实的事物毕竟还是少数。在你看见的电视画面背后,还有大量你没看见的事实电视并没有告诉你。而这些你没看见的事实往往影响着你对事物的总体判断的准确性。
  就人身安全而言,除疾病以外的最大的威胁并不来自有意伤害行为(包括恐怖攻击),而是无意伤害行为,也就是事故。以美国2002年的数据为例,事故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4.4%,为第五大杀手。而有意伤害行为造成的死亡仅占0.7%,居第十四位。在事故死亡中,又以交通事故的死亡比例最高。美国2002年的数字是44.3%。所以评估一个国家的人身安全,应该综合考虑其事故死亡和伤害死亡比例,才能得到一个全面的印象。
  如果我们单算死于恐怖攻击的人数,以色列当然高居榜首。但如果把事故死亡因素计算进去,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全世界三十八个国家的评估,以色列每年死于事故的比例为每十万人死亡二十三点三人,在事故死亡比例最低的国家里名列第四。如果我们把恐怖攻击因素加进去的话,这一数字在情况最严重的年份(2000到2005年,死亡1000人左右,现在按每年300人计算),也不过是增加5个,也就是每年28.3人,还达不到日本(29.1)、德国(29.2)、法国(51.4)、芬兰(51.8)这类通常被认为是安全国家的危险程度。何况这还是最糟糕的情况。通常年份,以色列每年死于恐怖攻击的人数都在100以下,1994年巴以和平进程开始前每年都只有十来人而已。
  如果计算事故的最大杀手――交通事故的话,以色列每十万人每年?穴2004?雪死亡9.8人,把最糟糕年份的恐怖袭击受难者加进去,也不过14.8,还不到美国的交通事故死亡率(高于15),更低于中国的交通事故死亡率(超过19)。换句话说,你在以色列死于交通事故和恐怖袭击(最糟糕的年份)的综合概率还不到你在美国或者中国交通事故一项的概率。
  另一个说明以色列安全系数的有力证据是人口可望平均寿命。2003年以色列出生人口可望平均寿命为80岁,名列世界第十位,高于挪威、芬兰(均为79岁)等通常被认为是长寿的北欧国家。
  我个人在以色列的经历也和上述分析完全吻合。居以12年来,唯一一次谈得上危险的经历是一次翻车事故。至于恐怖袭击,我连声音都没听见过。开始几年还关心这些事,后来甚至连新闻都懒得看,往往是袭击发生了很多天后才由国内的亲友转告我:“你们以色列又爆炸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以色列并不是一个危险的国家,至少在通常意义上不比那些被认为是安全的国家危险。
  但这并不等于说以色列就是一个安全国家,因为一个真正安全的国家不会像以色列这样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安全防范工作。以色列的安全保卫的戒备森严的程度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我曾亲耳听过某国驻以大使诉苦。他说他住在其他国家,出行时都受到礼遇。只有在以色列,安全警卫常常无视他的外交身份而强行检查他的座车。我绝对相信他的抱怨。对于在以色列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安全警卫来说,世界上的人只分两种:带炸弹的恐怖分子和不带炸弹的恐怖分子。所以即使是天王老子驾临,也只是一个恐怖嫌疑而已,不查个清楚是不能放过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可以说是一个安全的国家,甚至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但这种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打造的,而不是天然形成的。所以以色列一方面是一个数字上的安全国家,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感觉上的不安全国家。
  说起以色列人的不安全感,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以色列人给家人打电话的频率。如果你有机会跟一个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闲逛半天的话,你多半会发觉他至少每一个小时给家人打一个电话,一方面说明自己平安,另一方面察看家人是否平安。如果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话,很多以色列人会在一个小时内给所有亲朋好友打遍电话,看看是否有人受伤。即使是出国也是如此。以色列的背包族年轻人出国,即使再没钱,父母也会叮嘱留好打电话的钱。如果父母两天接不到孩子从国外打回来的电话,他们往往就会坐卧不宁,想方设法地四处打听,托人带话,让孩子往家里打电话报平安。
  在我看来,以色列人的不安全感虽然跟现实世界有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民族惨遭迫害的历史造成的集体无意识。2000年9月,巴勒斯坦反以暴乱发生的当天,一位以色列将军在对记者的谈话中就说(大意):他们要把我们赶出去。我们能回到哪儿去呢?回到纳粹集中营里去吗?那时我想:以色列人的历史敏感程度大概只有中国人可与之相比。很多中国人在海外哪怕买东西少找了一毛钱也能让他想起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来。以色列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样。在他们的意识里,巴勒斯坦人的敌意让他们想到的不是现实力量对比,而是历史上犹太民族所遭遇的种族屠杀。
  2002年4月,这是恐怖袭击的一个高峰季节,我到戈兰高地去踏青。在犹太森林国家公园里,我看到以色列成编队的F-16战机一批接一批呼啸着向黎以边界扑去。我跟旁边的一个以色列人打招呼,他自豪地对我说:“以色列很强大,是不是?”当天晚上我住在太巴列湖边的一家旅馆。晚餐时除了我们几个人,还有一对以色列夫妇。我听见那对夫妇在跟女侍者谈论时局,他们一再重复的一句话是:“我们能去哪儿呢?这是我们唯一的国家,我们没有别的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这便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安全感缩影。当他面对现实时,他是一个骄傲的、勇敢的、充满自信的现代战士;而当他面对威胁时,他仿佛又回到了18、19世纪的犹太隔离区,在痛苦和焦虑中为自己的悲惨命运担忧。
  
  以航十年印象
  
  对于很多以色列人来说,出国不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简直就是犯罪。虽然以航的票价往往比同一航线其他公司贵出一倍还不止,很多以色列人仍然把坐以航看成是一种对国家的责任。不仅政府工作人员出差必须坐以航,私人旅行也往往拿以航做首选。
  我从十年前开始坐以航去世界各地旅行,至今也飞过三十多趟了。选择以航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是以航是唯一一家有北京至特拉维夫直达航班的公司,我不喜欢转飞机,所以回国必飞以航。又因为参加了以航的常客俱乐部,要靠着飞行里程攒点拿免费机票,所以无论去哪里,只要有可能都飞以航。第二个理由是出于安全考虑。就进出以色列而言,以航无疑是最安全的航空公司。虽然以航显然是恐怖组织的首选目标,但以航严密的安全保护措施使那些恐怖组织基本上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其他航空公司虽然没有以航那么紧张,但进出以色列的航班总会有不少犹太人坐,同样也会是恐怖袭击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安全措施减弱并不意味着它们比以航安全,而只能意味着它们比以航更危险。既然安全第一,以航贵出一点也就可以接受了。
  说起以航的安检措施,很多坐过以航的中国人都有深切体会。不少人会列举出以航安检人员不厌其烦的盘根究底,巨细无遗的开箱检查作例子。我的朋友中有人因以航安全检查耽误了航班,只好等第二天的飞机。有人被带进隔离室,全身脱光进行搜查。还有的人笔记本电脑被以航以安全理由强行托运,结果摔坏了显示器,等等。但这一切都还是乘客到达机场以后的事情。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在他们到达机场前几天,以航的安全检查员就已经彻底调查过了他们的情况。几年前特拉维夫大学工程学院的一位教授邀请家母来大学访问。在家母登机前几天,这位教授去美国短期旅行。结果以航安全调查员的调查电话不仅打到大学,而且通过旅行社查到了这位教授在美国旅行居住的旅馆。调查电话半夜里把这位教授从床上拖起来,调查员直到问清他是通过我而认识的家母才算罢休,而罢休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位调查员是我几年前的学生,听到我的名字以后开始在电话里笑了起来。对于事前查不清楚的旅客,以航就在登机安检的当场打电话查询。本校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在学期里不经请假擅自停课出国旅游,结果回程时以航的调查电话从机场打到系里核实此人身份。也活该他倒霉,当天秘书没有上班,是系主任接的电话。结果不言而喻,那位教师转年就丢了饭碗。
  虽然有很多人不喜欢这样严密的安检措施,而且这些措施确实也给乘客带来很多不方便之处,但不该否认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9?11”本?拉登没有袭击以色列而袭击了美国,并不是因为他恨美国超过恨以色列,而是因为那时候的美国没有像样的安检措施,比以色列好欺负。因此“9?11”以后,以航的安全专家被请到美国国会作证,帮助美国亡羊补牢,建立严密的机场检查措施。与此同时,以航自己的安检也进一步加强。“9?11”以前,以航的安检虽然严密,但仍然有很多可以例外处理的具体情况。比如我有不少学生在机场作安检工作,那时候如果他们看见我排队等候安检,都会过来带我绕过安检线,直接办理登机手续。即使学生不在,只要跟安检员说明我的身份,十有八九不用开箱检查。“9?11”之后,这一切都成了明日黄花,再没人敢带我绕过安检线,也没人再对我的身份感兴趣,一切都用开箱彻底检查代替了。2002年我从北京飞回特拉维夫,机场的以航安检负责人是我以前的学生。我到机场后他专门出来打招呼。我以为这下安检的麻烦可以免了,谁想到他直接把我领到一个安检员那里,一切检查照常进行。他跟我的师生情谊只表现在安检结束之后:他抢过我的两个大箱子,跑到登机柜台,叮咛说这是我的老师,不管他的行李超重多少都不要收费(以色列没有像样的中国食品,所以我行李的超重情况你可想而知)。
  除了安检,以航的特殊安全地位也常常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而且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在意大利的罗马机场,有一段时间以航的飞机降落后,会有成队的警察手持微型冲锋枪站在通道两旁保护乘客进入机场大楼,那种戒备森严的气氛让我第一次在罗马下飞机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法兰克福的以航安检则以超级严格出名,我的一个朋友每年从法兰克福飞以色列,每次都得在安检口给安检员表演一下他的相机的功能,家里积了一堆法兰克福机场以航安检口的照片。最离奇的要算巴黎的戴高乐国际机场。1999年我从巴黎回以色列,竟然找不到以航的安检口和登机柜台。在信息显示屏上根本找不到以航的航班信息。在大厅里走了两个来回也看不见以航在哪儿。跑去问信息台,他竟然拒绝告诉我,只有在我拿出机票以后才肯指点江山。我按他的说明转了好几个弯,离开了熙熙攘攘的大厅,最后在一个十分背静的角落里找到了组织。那感觉简直不像是去登机,而是去接头。
  跟我那些没坐过几次以航就惹了一身麻烦的朋友比,我算是相当幸运的,大多数旅行都很顺利。不过上得山多终遇虎,以航坐多了当然也就难免跟它的安全保护网发生碰撞。而且我们夫妻往往是以航班机上唯一的东方人,格外引人注目,麻烦自然也就是早晚的事情。2003年秋我们从美国回以色列,在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被以航的安检人员当作了头号恐怖嫌疑犯。那天我们从洛杉矶登机,在纽约转以航回特拉维夫。由于没出机场,所以在安检开始前就已经在以航安检口等候了。本以为可以早早去逛免税店,没想到以航的安检员问起来没完没了,把我们随身带的包查了一遍又一遍。我们的托运行李在洛杉矶机场就已经检查过了,这时居然又被调了出来,当着我们的面打开重新检查。检查结束,安检人员不许我们带自己的随身小包,只许带钱包护照去逛免税店,而且说明不许我们去候机口等候登机,而是要在登机前一个小时到安检口报到。我们报到以后,一名安检员带上我们的随身行李,从安检口一直把我们“护送”上飞机,沿路还不断重复安检问题,察看有没有漏洞。登机时整个飞机的登机还没开始,机上空无一人,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开始有人进来。平生有幸第一次享此“殊荣”,实在是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以航麻烦,以航昂贵,但这一切都比不过以航的最大优点:安全!即使是当了一回无辜的恐怖嫌疑犯,我出国的首选仍然是以航。事实上,一个不像以航这样严密检查的航空公司反而让我乘坐时不放心。除了安检之外,以航驾驶员的技术和对乘客感觉的照顾也是一流的。比方说以航的飞机降落时,乘客往往还没有多少下降的感觉飞机就已经平稳落地了,很少有突然下降的时候,这是我坐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很少能得到的感觉。对此我们专门请教过一位以航的飞行员,他肯定地说这是以航对飞行员进行专门训练的结果。以航空姐服务也很热情周到,在欧美航线上对东方人往往特别客气(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
  如果你有机会坐以航来以色列,我的忠告是:
  1、至少提前两个半小时到机场。不要有“飞机反正会等我”的侥幸心理。即使你开始安检时飞机还没起飞,以航也完全可能不等你。
  2、说真话。安检时你的基本情况其实已经全在以航安检员的掌握之下,说假话的唯一作用是给你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3、平和对待安检员的盘问。发脾气只会让事情越弄越糟。换一个角度看,要知道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妙龄女郎对你的私人情况如此感兴趣,我对以航安检员的态度一向都是恨不得连电话号码都马上告诉她,从来不觉得她问得太多,只恨她问得太少,所以每次都兴高采烈地接受安检,心平气和地开始旅程。
  4、一旦发现你的物品在安检或强行托运中损坏,立即向以航报告。以航通常都会做出相应赔偿。
  最后祝你旅途安全、愉快,无论你坐不坐以航。
  
  罢工记
  
  在我的印象里,在以色列工作的人跟别的国家比有三多:假期多、节日多、罢工多。每年大学规定的开学日不是碰上节日、就是碰上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再不就是职员罢工,很少能有按时上课的年份。单说罢工,以色列是当今世界上的罢工损失大国。按国际劳工组织的数字,到2002年,以色列每年每一千工人损失356个工作日,名列世界第五。以色列人自己的数字则是名列世界第二的罢工损失大国。
  以色列罢工多的原因跟犹太复国主义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最初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具有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思想的比例很高,影响力也极大。其结果是该国的工会势力强大,没人敢惹。主要的执政党,比如工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会的支持,双方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工会的权力之一是代表其行业里的工人每年跟政府谈判工资合同。由于双方对工资增长幅度的见解不同,所以往往达不成协议。此时工会便靠罢工来迫使政府就范。政府自然也不是吃素的,不仅常常把工会告上法庭,而且经常签了协议也不兑现。以色列人的说法是涨一次工资要罢三次工:第一次逼政府坐下来谈判,第二次逼政府签订工资协议,第三次逼政府履行协议。由于各行业工会单独跟政府签订协议,再加上总工会可以合法组织其他行业工人进行声援罢工,所以以色列不仅罢工多,而且每次罢工迁延时间长。当然除了涨工资以外,争取社会福利,反对私有化改革等等也都可以成为罢工原因。不过罢工原因虽多,但基本上都是经济问题,我几乎从未听说过因为政治原因而出现罢工罢课的事情(巴勒斯坦人罢市除外)。
  我第一次参加罢工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以色列的大学里分高级讲师(终身教授)和初级讲师两个工会。那时我还在初级讲师工会,但属于最高一级(一级讲师),一年可以拿十二个月的工资,各种福利一应俱全,待遇相当不错。但同一工会里其他级别的讲师一年只有八个月的工资,也没有社会福利待遇,非常不满。工会为逼大学改善这些讲师的待遇,宣布罢工。我刚一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心里既忐忑不安又深感不满。忐忑不安是因为从小听到的凡是带“罢”字头的故事,无论是京汉铁路大罢工,还是“一二?九”学生大罢课,总是跟监狱、流血、屠杀一类悲惨壮烈的景象联系在一块的。我在以色列是外国人,好像犯不着去惹这些麻烦。深感不满则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待遇十分满意,不想罢工。而且认为既然是民主国家,工会为什么不在决定罢工之前征求一下我这样的人的意见?出于这两个原因,罢工的第一天我还是背着书包去了教室,心想要是学生来了,我就讲课,尝一回当工贼的滋味。没想到学生们早就在广播电视里听到了罢工的消息,教室里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这下只好打道回府,不情愿地参加了第一次工人阶级的斗争。
  罢工的日子倒是相当惬意,没有游行,没有示威,也不集会,不但不上课,而且系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也不会来找你,每天坐在家里跟放假差不多。唯一要做的是每天早上七点钟爬起来看以色列国家电视二台的新闻,这新闻的结尾有一个罢工专栏,告诉你今天哪里罢工,哪家工会已经跟政府达成了协议,今天复工。那时候我才知道以色列差不多天天都有两三个地方罢工。一个礼拜以后,我那点忐忑不安跟深感不满都消失了,开始爱上了这舒适的罢工生活,唯一的遗憾是每天早上七点半才知道当天要不要复工,所以不敢到外地去度假。
  不过我的舒适感只持续了一个月不到。到了下个月初,发现银行账号里没有工资进账,才知道这罢工不是闹着玩的。那时我刚买房子,还欠着银行的贷款,心想这罢工要是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银行非把我的房子收走不可。于是跑去找一个在大学里德高望重的教授,跟他去讨教办法。那位教授首先警告我不可以复工当工贼,虽然这次是我替别人罢工作牺牲,但既然都在同一个工会,将来也保不齐会有别人替我做牺牲的时候。工会不能事事都投票作决定,否则就什么都干不了。其次他向我担保不会有经济问题,“你真要是没钱了,我让大学借给你。”最后他对大学在罢工一个月之后还没跟工会达成协议表示愤怒,说他要推动高级讲师工会罢工声援。他说到做到。一个星期之后,大学高级讲师工会罢工一天,算是声援初级讲师们。
  这场罢工一直持续到暑假还没结果。由于工会里的一级讲师暑假不教课也有工资,所以他们要求让一级讲师复工,其他教师继续罢工。工会里有人反对这一做法,结果专门开了一次大会,经过辩论和投票,最后决定一级讲师复工。那次会议开始前,几个一级讲师就再三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一定要去参加。我在那次会上投了票,自然是支持自己复工的。由此可见,以色列的工会虽然强硬,其实还是通情达理的。至于政府,在我看起来就更通情达理了。复工后,扣发的工资全部返还。对于损失的两个多月的课时,只补了两星期就算完事,想起来觉得十分合算。最后那场罢工在暑假结束前胜利结束,青年讲师们获得了大部分他们所要求的待遇。当然大学的财政从此添了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五年后大学财政陷入危机埋下了伏笔。所以当初那些罢工胜利喜气洋洋的初级讲师,今天已经有很多人丢了饭碗,或者被砍掉了大量课时,这也算是福祸相依,人生难卜。
  时间长了,就发现以色列的工人阶级在罢工面前原来也并不平等。首先私营行业几乎没有工会,那里的工人无论蓝领白领,不满意就只有拍屁股走人,罢工乃是国营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特权。其次在国营企事业单位里,因为轻重不同,各部门的罢工权利和成果也大不相同。简单地说,以色列的电力工人和码头工人的特权最大。因为这两个部门一旦罢起工来,国家就陷入彻底瘫痪,所以这两个部门开价最高,他们的工资也是全以色列公营部门里最高的。政府因为码头运营成本太高,多次想通过改革将其私有化,都被饱尝了社会主义甜头的码头工人的罢工给吓了回去。至于弱势群体的罢工,那结局真是惨不忍睹。以色列的大学生曾经为减少学费罢过一次课,结果除了几个想拉选票的反对派政客以外,几乎没人搭理他们。一个月以后学生们只好宣布罢课失败,灰溜溜地回教室上课。
  罢工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在以色列几乎是家常便饭。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去政府部门办事前先查一下罢工的消息,以免吃闭门羹。但这并不解决全部问题,比如垃圾工人罢起工来,全国百姓就得跟着一块闻臭味,我自然也跑不了。要是我出国时赶上机场工人罢工,就只好坐在免税店面前傻等,天晓得飞机什么时候能起飞。
  说了罢工一大堆的坏话,也该说两句好话。首先罢工的权利保证了我的工资不会缩水。大学教授工会虽然没有电力工会和码头工人工会那么腰粗气壮,却也不像学生会那么无能,至少还能保证工资的像样水准。其次,罢工等于每年白送几个礼拜的假期,其魅力让人无法抗拒。所以每次听到罢工的消息,都不免有一种“又得浮生几日闲”的窃喜。每次见到工会的人,也都有一种忍不住要打听“什么时候罢工”的欲望。
  
  阿拉伯姑娘雅丝明
  
  偶尔转帖,看见学弟孟振华的帖子里提到我讲述的阿拉伯学生和以色列学生的故事,那个美丽的阿拉伯姑娘雅丝明便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想想写了这么多犹太人的故事,便觉得也应该写写我认识的那些阿拉伯人。
  特拉维夫大学的学生会是一个校级组织,由各系出一名学生担任本系的学生会代表,以照顾本系学生的权利。这个相当于中国系学生会主席的职位是两三年一次,通过学生自由选举产生的。虽说是个小选举,但每到选举年,候选人一样贴竞选,发表竞选演说。系里的学生难得有聚在一起的时候,所以这演讲多半是由候选人一个课堂一个课堂地去讲,以保证所有的学生都能听到他的“施政纲领”。往往课上到一半,候选人的一个助手便会推门进来,问老师是不是愿意给他们五分钟时间发表演说?如果老师同意,等在门口的候选人便会进来发表演说,然后回答学生的问题。
  我第一次见到雅丝明便是在她来我课堂上演讲的时候。那天我同意之后,便有一位美丽的少女推门而入。她一袭红衣,一条合身的牛仔裤,面容皎好洁白,宛如一轮满月。她的演说声音不高,平静温和,但直击要点。她先问学生们知道不知道学生会每年有一百万谢克尔的预算,当学生们回答说不知道后,她马上向学生们保证如果她当选,她将设法为东亚系的学生搞到各种预算,组织各种活动。听完她的演说,想想其他几个候选人演讲内容的苍白空洞,便相信这位美貌少女无疑将是下一届的学生会代表。后来她果然选上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她是一位以色列籍阿拉伯姑娘。雅丝明是一个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中都很流行的女子名,意思是“茉莉花”。在我看来,雅丝明的相貌和穿着打扮跟一个普通犹太姑娘没有丝毫区别,她的希伯来语没有任何口音,接人待物跟普通以色列人一样,又成天跟几个犹太男女学生嘻嘻哈哈地混在一起,也从来没有哪个学生专门告诉我她是一个阿拉伯人。大特拉维夫地区阿拉伯人很少,大学里阿拉伯学生的比例也就相应很低,我在以色列十多年教过上千的学生,雅丝明是唯一的一个阿拉伯学生。所以我从认识她的第一天起就理所当然地以为她是个犹太学生。
  我第一次知道她是阿拉伯人是因为她缺勤。教她那个组的中文老师告诉我她缺勤几次,理由是那些天是阿拉伯人的传统节日。以色列学生常常为自己缺勤编出各种天方夜谭式的理由。我教过的学生里有人年初缺勤告诉我他正在筹办婚礼,年底缺勤又告诉我同样的理由,当我问他是一年结了两次婚还是一场婚礼办了一年,他竟张口结舌,显然已经忘了他年初撒过什么谎了。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说她妈妈癌症住院,需要照顾,于是我便同意她缺勤,后来有学生揭底,说她压根儿就是到纽约玩了一圈。我听了很生气,说她也不怕咒着她妈妈,那学生说:“咒什么呢?她妈妈早就死了。”这次雅丝明的理由也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所以我专门找她谈了一次,她向我确认她是阿拉伯人,缺勤的缘故是因为要过阿拉伯节日。于是我便同意她缺勤的次数可以不算。
  转眼间到了二年级,雅丝明的“阿拉伯节日”变得越来越多。她的中文老师向我告状,说雅丝明半个学期没来上课,期中考试得了零蛋,问着她便说是过阿拉伯节日。我说这世界上不可能除了犹太节日就都是阿拉伯节日,否则以色列那一百多万阿拉伯人怎么工作学习呢?既然这样就把她送到教学委员会去吧。
  大学里每个系都有一个教学委员会,负责处理跟教学规则有关的事物。如果一个学生旷课太多或者成绩太差,任课老师并没有要求学生停课的权力,只能把名单提交教学委员会去做决定。跟雅丝明一起被送到教学委员会的还有一个犹太学生――雅格。雅格在以航当空中先生,因为要飞航班所以经常缺课,不过他自学的能力不错,虽然缺了一半的课,期中考试仍然考了94分。但系里有关准许学生旷课次数的规定是严格按次数定的,所以也只好一并送去。
  送去不久,教学委员会便把两个学生找去谈话。照我们的看法,雅丝明二年级中文课根本就没上,考试又是零蛋,理所当然地应该停课;雅格虽然也缺课,但多少总算有些理由,而且成绩不错,应该可以继续。然而,教学委员会调查后的决定却让我们大吃一惊:雅格勒令停课,雅丝明可以继续学习。不仅如此,教学委员会的负责人竟然打电话给雅丝明的任课老师,说雅丝明在调查时抱怨她的中文老师歧视她。这位负责人显然相信了雅丝明的说词,警告这位中文老师不得歧视阿拉伯学生。可怜这位中国姑娘其实满脑子都是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平时谈起以巴问题总是替巴勒斯坦人打抱不平,指责犹太人的霸道。如今却被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一起扣上了一顶“歧视巴勒斯坦人”的帽子。她跟我诉说时眼泪汪汪的,我只好安慰她,心里却有一种荒诞至极的哭笑不得的感觉。
  那是1999年前后,以色列国内弥漫着一种虚假的和平气氛。那时候的时髦理论是应该废除“犹太人”“阿拉伯人”的观念,代之以一个统一的无种族色彩的“以色列人”的概念。随之而起的是一种生怕被说成“歧视”的恐惧。我认识的一位教授那年正好在一个决定某项奖学金的委员会里,某次吃午饭,他说他要把当年的几个奖学金名额全给大学里不多的阿拉伯学生。我说那犹太学生怎么办?他说阿拉伯学生比较困难,应该给他们,“我们不能歧视他们”。我当时想你可真是脑子进水,我见过的犹太学生有很多经济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哪怕一半一半也不能算歧视吧。一个都不给,岂不是歧视犹太学生?想是这么想,却是不敢说。大学历来是以色列左派的大本营,那又是一个特别的时代,我也不想弄上个右派的名声。所以雅丝明一说歧视问题,便引起教学委员会那几个犹太教授的同情,全然不管雅丝明在系里五百犹太学生中当选学生会代表,也不管她的中文老师是个在同情巴勒斯坦的国度里长大的中国人,也不肯想想在这种环境里怎么可能有人歧视她?
  在我的印象里,东亚系的学生会代表历来都不是学业优秀的学生,因此雅丝明成绩不好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不过雅丝明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学生会代表,比她的犹太前任和后任都强得多。
  在雅丝明之前的几个学生会代表不仅自己成绩不好,而且利用自己的身份,纠集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多次向我施加压力,试图降低中文课的学术要求。最差劲的一个甚至联合一些学生向系里上了请愿书,说中文课要求过高,学生无法承受其压力。在以色列的大学里,若学生因为学术要求的问题跟教师发生冲突的话,多半都是以教师丢饭碗走人为结局,原因是大学需要通过学生人数来保障其收入。好在终身教授是块铁护身符。我拒绝降低学术标准,学生和大学就都无可奈何。但学生每年闹一回事,也是一件烦人的事情。
  雅丝明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她向学生会申请到了一笔经费,聘请高年级的或已经毕业的优秀学生为低年级有困难的学生开辅导课。她前后找了我几次,让我向她推荐优秀学生,又多次过问辅导课的进行情况,确保辅导课的教学受中文老师的辅导和监督。辅导课对困难学生的帮助非常大,使这些学生至少可以成绩及格。由此教学矛盾大大缓解。自雅丝明之后,教师和学生一改以往互相指责的态度,在学生会的资助下相互合作,至今也没再发生过学生闹事的情景。此外,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一年一度的中文晚会以前一向没人资助,每年办晚会都是件让我头疼不已的事情。雅丝明同样逼学生会拿出一笔钱来资助中文晚会的筹办。至今中文晚会的饮料点心和宣传费用都是学生会开支的。
  不过雅丝明本人并没有从这些辅导课中受益。期末考试她不及格,补考又不及格,而且成绩差的很远。由于中文课是必修课,不通过就不能毕业,雅丝明必须在第二年重修中文课。这时候她来找我,告诉我说她要结婚了,按照他们的传统,结婚后就不能再继续念书。也就是说如果这一年她不能通过中文课的话,第二年她就不能毕业,几年的心血就白费了。说这些话的时候,雅丝明依然平静恬淡,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也不油嘴滑舌,只是睁着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坦然地说:“老师,我有问题了,请帮帮我。”
  雅丝明在教学委员会撒谎的事情一直让我很生气。但她对中文课和系里师生关系的贡献又让我对她另眼相看。虽然我不知道她的“结婚说”准确性有多少,但权衡再三,我还是决定帮她一次。我告诉她说每年夏天系里有一个分级考,是专门测试转学的学生的语言水平的。如果她能通过那个考试,我可以考虑用她分级考的成绩替换期末考试成绩,虽然在通常情况下这是不允许的。谈话后,雅丝明显然作了三个月超常努力,分级考及格了。第二年顺利毕业,从此便断了音信。
  那个被勒令停课的犹太学生雅格第二年转到我的班上重修。这次他跟航空公司谈好,尽量给他安排跟上课时间不冲突的航班。结果他常常是一下飞机就赶来上课,有时连制服也来不及换,有时拖着个大行李箱就进了教室。因为时差和疲劳的缘故,他常常上了一半课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开始时我为此训斥过他几次。后来想想已经通过了的雅丝明,也就不再忍心说他,睁只眼闭只眼,让他通过了那一年的中文课,他的期末考试成绩相当不错。
  一年前,以色列以同情阿拉伯人著称的报纸《国土报》曾发表过一篇分析文章,从以色列的数据证明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并未受到多少歧视。按照这些数据,以色列的基督教阿拉伯人的高中毕业比率、大学升学比率都高于犹太人口,基督教阿拉伯人的出生婴儿死亡率则低于犹太人口。这一切都证明以色列基督教阿拉伯人的生存状况甚至比犹太人还好。以色列基督教阿拉伯人、犹太人、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生活差距并非种族歧视的结果,而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传统的影响造成的。这篇文章随后笔锋一转,用同样的数字证明相对于主体民族而言,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存状况远好于英法等国的穆斯林社区。作者在结尾反问:当英法等国的媒体以文明国家自居,大肆渲染批判以色列侵犯阿拉伯人权利的同时,是否应该先检查一下自己的问题?
  大约一年后,法国巴黎郊区的北非裔青年发生大规模暴动,舆论以为这跟法国穆斯林社区的不良生存状况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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