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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11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中国龙年新春伊始,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出席非洲(简称非盟)第18届首脑会议并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此次访问不仅是有史以来出席非盟峰会的最高级别中国代表团,而且贾庆林主席还出席了中国援建的造价8亿元人民币的20层非盟会议中心的落成典礼,并宣布了中国未来三年将向非盟提供6亿元人民币援助的新倡议。
  和以前历次中国领导人出访非洲一样,一些持“零和”思想和冷战思维的西方媒体不仅想当然地把中国领导人出访非洲又惯性解读成“能源之旅”或“石油之旅”,甚至带着醋意地渲染中国援建非盟会议中心是为了“展示在非洲的影响力”,批评中国在非洲“涉入太深”,以及所谓“中国殖民非洲”等等。
  的确,随着近十年来中非政治和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国际媒体、西方智库及学术界有关中非关系的报道和讨论急剧升温,有关中国在非洲搞所谓“新殖民主义”的鼓噪也在泛滥。客观地说,在这些铺天盖地的“报道”和“研讨”中,既有大量负面的“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掠夺非洲资源论”,也有正面的“中国促进非洲发展论”和“中国机遇论”。那么,为什么中非关系忽然间似乎成为了一门各方关注的“显学”,西方为何对中非关系的发展如此“热衷”和“关注”?中非关系如今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未来发展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中非关系的跨越性发展
  被认为是“动了西方的奶酪”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中非关系依托“中非合作论坛”这一强劲的机制化平台,在贸易、投资、承包合作、发展援助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今,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额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跃增到2011年的1600多亿美元,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另外,非洲还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和第四大海外投资目的地。相比西方从15世纪开始就踏上了非洲的土地,在非洲进行了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长期“投入”和“耕耘”,中国与非洲之间虽说最早的接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汉代,但真正意义上经常性的中非交往则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时间跨度也就短短的60年。特别是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的最近十年来,中非经贸关系更是每三年就跨越一个新台阶,这自然让一些把非洲视为自身“后院”的西方国家,特别是其中一些持“零和”思想和冷战思维的媒体和政界人士感到不舒服,仿佛是中国“动了西方的奶酪”。
  一、中非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
  自1949年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中非关系大致走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非关系主要体现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和巩固国家独立斗争中的相互支持。突出的两件大事是周恩来总理的访非(1963 年12 月至1965 年 6月间先后三次访问非洲11国并在访问期间提出了“中国对非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和坦赞铁路的修建(1970―1976年修建完成,耗资4.55亿美元,成为中国对非外交史中的一座丰碑)。非洲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正义事业也给予深切同情和积极支援,并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会议上,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提案终以78票赞成(其中非洲国家为26票)、35票反对、17票弃权、2票缺席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毛主席因而形象地称之为,“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联合国)的。”
  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可以说是中非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在继续加强中非友好政治关系的同时,合作重点开始转向经贸领域,强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多种经济技术合作。1983年初中国提出了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这四项原则是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它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及非洲形势的变化,中国再次适时调整了对非政策,中非关系进入了全面合作的第三阶段。除继续加强中非经贸合作的力度外,中国还重视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多渠道、多层面地全方位发展中非关系。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为加强双边交流、沟通和合作建立了机制化的战略平台。
  二、“中非合作论坛”对中非关系的有力推动
  从2000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一次会议到2003年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2006年举世瞩目的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及2009年埃及沙姆沙伊赫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每隔三年就举办一届的论坛会议已成为中非合作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舞台和强有力的推手,使得中非关系在这十年里取得了快速和全方位的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关系发展最快的时期。
  十年来,中非之间在推进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加强交流和磋商,以及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如在政治层面,频繁进行的中非双边高层互访(胡锦涛主席已六次访问非洲,习近平副主席也于2010年11月中旬出访南非、博茨瓦纳及安哥拉等非洲三国)及在国际重大问题和双边事务上的相互支持使中非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在经济层面,中非贸易额在近十年里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068 亿美元、2010年的1269亿美元及2011年的1600多亿美元。中国对非投资也从2001年的5000万美元提高到近年来的年均10亿美元,投资存量则已超过100亿美元,涉及矿业、制造业、农业等多个领域。目前,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非洲跃居中国第四大海外投资目的地和第二大海外劳务工程承包市场。在非洲的中国人已近百万,在非洲开展经贸活动的中国公司已达2000多家;在文化和教育层面,以弘扬中华文化和推动文化交流为宗旨的“孔子学院”在非洲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非洲来华留学生和各类人力资源培训班的数目也呈直线上升趋势;另外,在安全领域,中国近年来积极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共派出3000多名维和人员参加了12项维和行动,现仍有1100多名官兵活跃在非洲八个维和区。而且中非间近年来还在防治重大传染性疾病、禽流感、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了磋商和合作。
  中非关系十年的快速发展是与“中非合作论坛”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理念分不开的。论坛自建立之日起,就本着为非洲国家和人民办实事、减贫和促发展的精神,不搞空泛的政策宣示,而是在减债、大幅增加对非援助、促进对非投资以及大规模扩大非洲零关税进口商品的种类等方面推出实实在在、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推进措施。为帮助非洲解决粮食安全等民生问题,每届论坛还特别针对农业合作、人力资源培训、医疗卫生和教育合作等提出了每三年需要完成的具体量化目标。
  应当说,这些具体措施和量化目标的提出,一方面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及负责任大国对非洲发展问题的关切,另一方面从技术和操作层面上看,目标越具体,指标越量化,监督落实就越容易,从而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事实上,从历届中非合作论坛行动纲领的落实情况看,每届论坛提出的目标都能按计划如期甚至提前完成。中非论坛用十年的实践和行动表明,它不是奢谈非洲发展的空谈俱乐部,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开展集体对话、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增进相互信任、进行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有效机制,是中国对非关系及中国多边外交的一个响亮的品牌。
  中非合作论坛十年铸就的品牌效应还体现在其与时俱进的精神及在国际社会对非关系中所发挥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中非合作论坛从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而是随着中国、非洲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及中非合作关系的深化而不断充实论坛的框架和内容,从而实现论坛自身的不断发展。第一届论坛北京会议为中非发展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确定了方向;第二届会议增加了“中非企业家大会”;第三届会议建立了“中非外长政治磋商机制”;第四届会议召开前夕则举办了“中非妇女论坛”、“新闻研讨会”等新的对话机制。这使得中非合作论坛的合作领域不断从政治层面扩大到经济、文化层面,从政府间对话延伸到企业、传媒界、民间友好团体之间的合作对话。另外,从论坛推出的行动纲领看,每届论坛提出的促进中非关系发展的举措均很好地体现出中国对非政策的延续性和创新性。如第一届论坛重点是对非减免债务,为非洲关注的巨额债务减免问题发挥中国的作用。第二届会议强化对非人力资源培训。2006年北京峰会则大幅度、全方位在减债、投资、援助、民生等方面提出了对非合作的“八项举措”,使中非关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09年第四届论坛提出的“新八项举措”则回应国际社会和非洲提出的新关切,在延续和提高以往各项领域的支持力度之外,又在环境保护、清洁能源、科技合作及支持非洲中小企业融资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政策措施。
  事实上,如果西方一些戴有色眼镜的人士能够从“零和”思维中走出来,把目光放得更远,应当不难发现中非关系发展对非洲及对世界的积极意义。中非合作论坛十年来所走过的成功之路,其意义已经不仅局限于推动中非双边关系前进本身,而是对推动其他国家及整个国际社会关注非洲、帮助非洲发展都产生了辐射效应和推动作用。2006年北京峰会结束后,陆续能看到韩国―非洲峰会、日本―非洲峰会、印度―非洲峰会、第二届欧洲―非洲峰会及土耳其―非洲峰会,甚至不久前的越南―非洲峰会等等。应当说,由中非关系快速发展所客观带动的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的新一轮关注对非洲发展是一个利好消息,这有利于改善非洲发展的外部环境及为非洲发展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另外,从更广阔的人类发展大势和社会进步的视野看,在当今南北差距持续扩大、恐怖主义威胁阴霾不散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繁荣及深度参与并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果实对于推动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和谐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未来中非关系
  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后发而勃兴的中非关系在引发了非洲的兴奋和西方的关注的同时更应该让中国自己心存挑战意识和危机意识,在总结经验的同时更应当反思不足和教训,以便能够在国际风云激荡、非洲形势也不断出现新变化的环境下继续挖掘潜力,深化全方位合作的中非关系,把中非友好之船沿着和谐发展的方向驶向未来。
  首先,从经济层面看,现阶段中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贸易量的快速提升并不意味着经济竞争力的同步提升,贸易结构、经贸合作中的技术和科技含量、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甚至有关法律和专家人才队伍的锻炼和培养等其他经济竞争力的指标要素都缺一不可。在提升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道义感召力和外交亲和力这四个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许多方面,西方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也需要中国放下身段来学习和借鉴,来自非洲的有益提醒和建议更需要中国认真倾听。
  事实上,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在非洲到底还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一些非洲关注的敏感问题(比如加强中国公司的属地化管理,当地劳工的雇佣不足问题、纺织品工业的竞争和保护非洲幼稚工业问题、中国商品的质量问题、提高中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等)如何回应,如何在走入非洲的过程中真正从非洲的利益着想,切实做到、做好互利双赢。
  其次,在细细掂量中国通过艰辛努力所取得的上述中非经贸合作的“物质”成就时,中国也需要对中非交往在“思想”领域中的不足甚至是缺失心存忧患意识。长期以来,着力投资和援助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硬件项目”一直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和中非交往中的突出特点之一,并且在实践中也深受非洲人民的欢迎。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则把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培育非洲的市民社会、非洲领导层的“能力建设”、非洲知识精英的学术研究等“软件项目”上。这种―“硬”―“软”、―“外”―“里”的区别在素来就忧患意识有些过头的美国国会山议员和智库专家们看来似乎成了美国对非外交的“不足”,因为他们希望美国“两手都要硬”,“里外都要抓”。
  回过来看中非交往,虽然近年来中国开始重视对非洲的人力资源培训和中非间的人文交流,也启动了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但对这方面的重视与投入若与在“硬件项目”中的投入相比,仍难以望其项背。长期以来,中国在海外利益(当然也包括在非洲)的拓展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因秉承“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中方虽经过多年打拼和努力,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渐积累了经济方面的权重和影响,但在政治、安全、外交及话语权等方面的影响则并未同步发展,与西方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如今,非洲的一流学生首选的海外留学目的地仍然是欧美国家。虽然中国人在非洲已有近百万之众,在非洲投资兴业的中国公司已逾2000家,但在非洲的大学里仍难觅执教的中国教授,在非洲的传媒和刊物上也难听到中国声音。非洲的精英层(包括领导人及知识精英)也大多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在“民主”、“自由”等思想理念上与西方的契合度也往往大大高于中国的想象。
  因此,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除继续在经贸合作方面做好做实以外,还特别需要在话语权的提升方面多下工夫。需要明确的是,话语权的扩大、提升和掌握并不简单是争夺“麦克风”的问题,而是扩大和深化中非之间沟通和交流的范围和领域,特别是要就“人权”、“主权”和“民主”等思想领域方面的关键和核心问题展开充分讨论并达成共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高举“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大旗,堂而皇之地长久占领着舆论的道德高地。中国则一直秉承谦虚与低调的传统,在“不干涉内政”和“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原则下,埋头实干抓生产,促经济。正因如此,虽然如今满世界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但西方却能一边享受着“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一边轻易地把“环境污染”、“资源掠夺”和“新殖民主义”等一顶顶帽子扣到中国的头上。而这些如“狼来了”般的呓语经过不间断的重复也逐渐渗透到了非洲的语境和观念之中。
  事实上,中国在非洲的思想领域发挥并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应当是大有可为。由于中、非之间在历史遭遇、发展阶段上的相似性,中、非间在“人权”、“主权”方面有许多共识。如与西方片面强调人权的普遍性、个人性、至上性和政治性相比,中国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更强调民族权利等集体人权和发展权等人权的经济属性。即便在大多接受西式教育的非洲精英层(包括领导人以及知识精英)与西方认知契合度较高的“民主”、“自由”等思想理念上,中国也可以解放思想、大胆与其展开发展经验交流和多渠道的民主对话。如同股票和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品一样,民主、自由与人权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独享物。如今,始自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西方的经济衰退、中国等新兴国家成功应对危机的冲击并保持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等等,这些因素的叠加已经在非洲催生了一种“向东看”的政治思潮。中国应紧紧抓住这一历史契机,从思想上争取非洲精英层,为掌握话语权打下思想基础。
  第三,随着在非中资企业和务工人员的日益增多,在非中国人及中资财产的安全保护问题也需引起中国的高度关注。2012年年初,就在中国欢庆雄伟的非盟会议中心建成投入使用之时,从苏丹和埃及先后传来中国工人遭当地反政府武装和势力绑架的消息已经让国人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企业和中国工人“走出去”的风险及中非关系中仍存在的隐忧。
  提升中国企业和中国工人的海外安全系数可以说是一个综合工程。不仅政府层面需要加大外交部和各驻非使领馆的领事保护工作力度,不仅要协调与所在国政府的关系,也要跟各部落、武装势力的领导人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扩大接触面,增加情报来源。企业则需增加对安全成本的重视程度,提高在安全和风险防范方面的投入和主观能动性。个人也需多了解所在国的社会及文化,包括一些当地“方言”及习俗,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另外,未来在探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如何加强中非之间的安全合作时,也要引入保护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安全的内容,从机制上探讨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
  总之,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不断走向深入,其所面临的挑战也日益严峻。对这些挑战,中国必须未雨绸缪,事先做好分析、预判和预案,否则容易陷于被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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